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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宝是个“人来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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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谈道德会引发争议,家宝同志就是个例子。究其原因,可能人们认为,老百姓给政治家发给薪水,是为了让他们管理好社会事务,当社会出现危机,后者要知道该如何应对,而不是跳出来指责别人。因为社会环境优劣,道德水准高低,不在公民自身,而在政府如何示范与管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宝同志就不懂政治。不像江大哥,虽然也谈道德,但谈的是“以德治国”。那玩意儿空话一句,虽有被批评为不讲法制之虞,但对提出者而言却怎么解释都有理。对喜欢沽名钓誉的主儿,但凡把政治牌坊一树,不仅政治对手难以找到攻击之处,还能掩盖自身道德不足,因而,古来今往凡不努力工作的政治混混儿都喜欢玩这个把戏。

但食品问题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当把食品安全与道德联系到一起,就直接戳到了人们的疼处。这是实打实的东西,不像“以德治国”是个虚的。任何人政治人物,只要谈到这个问题,无论怎么解释,都难摆脱失职、失责,或是推卸责任的怀疑。这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有民粹的思想在里面,但民间有这样的情绪也可以理解。本来嘛,民以食为天,老百姓一天到晚流血流汗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这些政治人物,号称人民公仆,却连大家每天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安全都没法保证,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当然了,对于家宝来说,之所以引火烧身,除了这次话题选择失误之外,太太和公子的因素也不能不提。想想看,你一介总理,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约束不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提高道德品质?

而且,自古以来,言多必失乃从政的大忌。虽然老毛同志说过政治家也要拉屎放屁,但如果没有他老人家那两把刷子,在人多的时候最好还是学会控制自己。譬如我,就有自知之明,虽然对社会道德滑坡也很焦虑,对那些贪官、奸商虽然也想拍桌子发脾气,但就不敢乱碰“道德”二字,只是绕弯子提出了要加强社会管理。这叫什么?这就叫政治艺术。如果家宝同志能有这么一点政治功底,此前不在政改问题上八次表态,不把政改问题忽而拔到事关党国生死的高度,忽而又放到一边绝口不提,相信这次谈道德问题也不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其实我知道,家宝是个好同志,这些年他过得不容易。自从当上这个总理之后,天灾人祸,金融危机,从未过上一天安稳日子。可以说,和很多不学无术的贪官污吏相比,家宝是个谦谦君子,他有理想,有抱负,也想为人民做点事情,是个好总理。但问题在于,做君子是一回事,搞政治谈道德是一回事,作为总理,能不能把咱们的食品安全搞上去又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严重,食品安全屡出问题,奸商固然该骂,渎职官员固然该抓,但光骂这些奸商、光抓这些贪官是不管用滴。关键还是要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要始终保持政治与法律上高压,要打一场食品安全的人民战争,让那些龌龊不法行为都曝光在阳光之下。还要通过加强立法与执法监督,让那些作恶者、渎职者都付出惨重代价。我就不信,如果咱们拿出对特供中南海食品的严格度来,拿出对“待茉莉花革命”的气势,有哪个奸商还敢狗胆包天,弄些染色馒头、地沟油、瘦肉精来祸害百姓?

所以,说到底,中国食品安全出现问题,不能光怪道德滑坡,而是法制出了问题。正是因为法律在各个环节成了儿戏,犯法者得不到应有惩罚,执法者才敢贪污渎职、生产商才敢弄虚作假,才败坏了中国食品的声誉。所谓道德滑坡,实际只是一个表象。家宝同志作为总理,一定要弄明白这个逻辑,要晓得促成道德上升或下滑的关键因素和资源,大都掌握在我党国手里,社会公德高下在于我等何为,而不在于奸商作祟。我们现在是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何来?如果没有法律保驾,和谐社会就是“和稀泥”社会,是假和谐,人民是不会满意的。

但是反过来看,我们也不能指望法律来解决所有问题。和谐社会嘛,以和为贵,法律无情,但社会应该充满热情。法制的中国特色就是要融合中国文化因素,健全诸如上访制度、人民调解员制度等,把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把法律搞成解决社会矛盾的万能钥匙,更不能像公检法的那些败类一样,把法律变成敛财工具或者是一块肮脏的政治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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