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中国近期菜价暴跌,上海农民开拖拉机碾掉百万斤卷心菜,济南菜农自杀......但市民买到的菜价依然很高。一方面CPI不断上涨,一方面菜价大跌,"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怪现象同时发生。"中间渠道"也越来越多地处现在媒体报章上,但从农业和土地制度上看,"还富于农"却不只是"管好流通环节"而已



成熟的流通环节不但不会给农民增负,还会有助于减少食品价格波动
中国农产品流通成本全球最高,农产品涨价农民未必得利,降价农民却一定受损
2010年年末,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用《菜篮子为何沉甸甸》三期节目连续报道农产品问题,其中一条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中国农产品流通成本是全球之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倍。而高流通利润和低农民收入恰成为"中国特色"之一。实际上,目前在农民和市民之间,夹杂着太多的"市场"环节,许多涉农"企业",依靠各种行政背景,盘剥两头,除了增加成本,并不创造价值,寄生在农民的田间到和市民的餐桌之间。这一点,发改委官员也曾多次提及:农产品涨价农民未必得利,农产品降价农民一定受损。
而在市场化比较发达的国家,所谓的"中间环节"往往有助于减少食品价格的波动。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这些中间环节不但能调剂不同地区间的供需,还能调剂不同时间点的供需,吸收部分价格波动,比如战略储备的作用。运输、加工、包装、推销费用也可以部分吸收供求失衡对价格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欠缺这些中间环节,受到供给或需求冲击时,食品价格波动更大。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运输、仓储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应对农产品供需冲击的回旋余地,但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影响粮食价格的因素有很多,流通成本只是其中之一,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也会作用到粮价上
农贸市场改建增加租金成本,昆明农贸市场缩减让每公斤菜价加价2毛钱
而从微观层面来看,物流运输成本、批发市场的摊位租赁成本,再到二次物流成本、零售市场的摊位成本……每个环节的改变都会牵动菜价,这还不包括税收和运输途中的损耗。2010年《南方周末》在山东省调查时发现,蔬菜价格的构成基本上是农民占30%左右,流通环节占40%,销售、超市占20%,还有10%左右是其他费用。而另据据云南《都市时报》报道,从2007年4月至2009年5月,由于城市农贸市场的升级和统一治理,100多个旧式农贸集散地的消失让每公斤菜价增加了2毛钱的成本。
过路费减免政策曾让每斤蔬菜节省5分钱,油价上涨却让政策成"浮云"
商务部在去年11月初对全国36个大中城市商品价格监测显示,18个品种的蔬菜同比上涨了33%。而国家发改委、交通部和财政部12月底对农产品运输车辆的"免费"新政一出台,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就得到了初步控制,以山东寿光至北京的运输成本为例,全程免费后一趟能省路费400多元,平均每斤蔬菜能省5分钱。而到了2011年,随着油价的提高,不但平抑了政策优惠,反倒增加了运输成本。
目前市场末端菜价畸高的原因在于流通环节成本被推高,居高不下的油价和密集布局的收费站推高运输成本,除了销售管理费、摊位费、市场管理收费和运费外,地价也会推高仓储成本,用工紧张推高人力成本。加之市场发育和竞争的不充分,一些垄断蔬菜供应市场的现象客观存在,流通环节利润分布肥瘦不均,"中间环节"也是苦衷颇多。


中国的农产品价格长期来说其实是管制太多,尤其是粮食方面,用最低收购价格管制,不应该因为短期内怕价格上涨,就放弃价格长期开放的趋势。
价格管制反易推高中间环节成本,菜农或对市场需求失去判断
从过往经验来看,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行为,经常会放大价格波幅,而非减缓。2010年4月起,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价格暴涨,曾一度引发改委等部门介入,重拳打击之下,菜市场中间流通环节经营成本暴增,相关闲杂人等纷纷离场,而这却有可能导致蔬菜等农产品流通环节失序。
要知道,在农产品市场"投机倒把"的中间商,干的多是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摊的工作。价格上涨时,他们积极介入推高价格,同时前往田间收购菜农蔬菜满足市场供应,一旦发现供大于求,便立即抛售存货,同时不再采购。行政干预让此环节中断,会进一步使田间菜农对市场失去方向----因为他们的专长是种菜而不是买卖蔬菜,生产秩序顿时陷入混乱,在该种棉花的时候种卷心菜,而在该种卷心菜的时候却去种大豆……
中国的农产品价格长期来说其实是管制太多,尤其是粮食方面,用最低收购价格管制,不应该因为短期内怕价格上涨,就放弃价格长期开放的趋势。
定点屠宰藩篱使养猪农户无法接触市场,07年农村肉价甚至高于城镇
2007年的猪肉涨价事件令很多人记忆深刻,甚至还出现了农村的猪肉价格高于城镇的现象,时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昌平认为,生猪定点屠宰制度等制度藩篱是主要原因----通过定点屠宰,一方面宰厂将农村生猪收购权高度集中到其附属的猪贩子,独断生猪收购价格,欺压养猪小农户;另一方面,养猪小农不得直接进入市场参与供给,猪肉批发权垄断;与此同时,猪肉零售商却高度组织化,导致猪肉消费者受盘剥。
这个制度还规定了养殖生猪的农户不能宰猪在农村社区销售,农村居民吃猪肉只能依赖农村猪肉零售商在城市(镇)定点宰厂采购猪肉后在乡村销售,导致养猪农民吃猪肉比城镇还贵。这样一来定点屠宰厂和依附其生存的猪贩子以及猪肉储藏批发商高度组织化,轻而易举获取暴利,而养猪小农和猪肉消费者任意受剥夺,还美其名曰:这就是市场经济。让受剥夺的人似乎无话可说。


解决小农经济,还亟待制度上破局
家庭联产"下难以形成产业规模,小农经济状况并未改观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家庭联产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带动了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但以家庭为单位的产业模式也使得小规模农业越来越不"划算",在没有国家补贴的情况下,大量农民选择外出务工而非种地。农村开始出现专业务农留守人员,而这也使得土地转包这一制度的出现。而在1980年代末兴起的另一项土地承包制度试水,曾更反映出农业规模化的诉求:80年代末,山东平度农村开始推广一个叫做"两田制"的包干模式,两田是指把土地划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口粮田仍按人口数量均分,责任田则实行招标经营。两田制和土地转包一样,反映出农村在市场化进程中对合作经营的需求,但两田制却给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土地支配权,损害了不少地区农民的利益,在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逐渐被叫停。但对于农村转包、两田的试验性做法,林毅夫认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前提下,农户间的合作以及政府与农户群体间的合作,使得农户家庭经营所需却又无法独自完成的公共品得以成行,而以杨小凯为首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不解决农地制度问题,农业的规模化就无从谈起。
韩国农民掌握议价权,也离不开农协庞大的选民基础
"不怕农户分散,组织起来就有力量"。2007年韩国农协访问团团长李渊昌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道。成立于1961年的韩国农协拥有1300多个基层社和240万社员,整个韩国约99%的农户都是其会员。而农协兼营经济、金融、教育指导等事业,在全国拥有5000多个金融分店和流通设施和最多的选民票数,在韩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为帮助农产品实现市场价值,韩国农协在全国成立了12个农产品流通中心,批零兼营,各中心销售的农产品占产地同类产品流通数量的60%,基本掌握了定价权,农民卖产品不怕"吃亏"。[详细]
韩国农协的庇护下,韩国农产品的价格比国际农产品价格平均高2.85倍。2006年韩国统计厅曾比较了34个国家的牛肉价格,其中以韩国价格最高。食用油价格,也是全球之冠。土豆、苹果、猪肉等其它农产品大部分也名列前茅。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余年,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虽然早已开始不同的合作化尝试,整体上却难成气候。个体农民对市场波动无法准确预测,更无法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博弈,"血汗蔬菜"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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