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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孙东东,你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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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分考生弃内地名校而择港大,造成了内地名校名额“浪费”,自然也是经济损失。为此,北大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表示,去年北大因此浪费了10余个招生名额,呼吁今后把香港高校的招生纳入统招计划,既保证港校内地生源的稳定,又能最大限度提高内地大学招生的录取率(《北京晨报》7月12日)。孙东东的建议,对清华北大来说,既保证清华北大能呆在一流行列保了面子,又限制了考生的自由选择、避免清华北大浪费招生名额保了票子,可谓是双得之举。但不知孙东东有没有想过,他这个建议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后果,实在是一个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放到尴尬境地的馊主意!

把香港高校的招生纳入我们的统招计划,就相当于对香港高校这种工厂的原材料进行计划供应,从数量到质量再到材质,都是由内地的教育部门(假设是教育部)说了算。香港高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购进“原材料”后,教育部就有义务为香港高校如何生产产品做出指导,规定出要学习哪些课程、不能学习哪些课程,一个学生要想毕业最多不能超过多少学分、最少不能低于多少学分,对提前毕业的学生有哪些惩罚与奖励的措施、对延后毕业的学生有哪些奖励与惩罚,每星期不能多于多少学分、又不能少于多少学分,等等。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同按照教育部的订单制造的产品一样,教育部得负责销售,否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在就业形势日益恶化的今天,内地的大学生就业都实行了双向选择,教育部门都不再管分配事宜了,内地大学生不管分配就不管吧,毕竟是自己家里的事情,学生、家长们有意见也闹不到哪里去。香港却不一样,那个从别人家要回来的孩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又是新闻自由,又是要求政府诚信守约的,万一闹到联合国去,还不够我们国家领导人受的?孙东东打算让教育部官员们承担如此重责,能不说是个馊主意吗?此其一。

说孙东东的建议是个馊主意的第二个理由是,教育部又是要求香港高校购进什么原材料,又要影响人家如何生产产品,最后是不是把人家的产品销售问题包下来且不说,只是这一大套事务下来也得付给人香港高校的辛苦费吧,人家相当于为你教育部培养人才加工产品嘛!我们都知道,香港目前并不向中央上交财政收入,即使是我们派出维护香港的领土主权的军队,也都是由中央财政的军事支出承担,香港人并不需为此公共品付费,即,中央政府为香港提供的国防服务是由内地人买单的。买就买吧,为了国家的统一富强,内地人民有此觉悟,“八荣八耻”中不也有一条嘛,以爱国为荣,内地人是不会和香港人计较这个的。但现在要是向香港的高校支付教育费,中央政府以此为由向香港要钱恐怕不容易,毕竟是一个破例的事情。如果要不来钱又要付费,自然还是得内地人出血买单。依笔者对内地人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的了解,恐怕这么做是要挨骂的,内地有多少人为了孩子的上学问题上吊自杀的,香港人不比内地人有钱,孙东东你想让教育部、财政部的官员承担劫贫济富的罪名,能不说这是个主意馊吗?

其三,香港高校的资金耗费较内地来说是惊人的,且不说人家教授们的工资待遇,只是向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就是几万、几十万港币,可不是内地高校的一年三百、五百人民币的水平,对内地人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现在你要内地人为这大个机器付费,不是给中央领导出难题吗?中央财政出钱最后还得要纳税人多出血,这不是要了小老百姓的命吗?我们暂且不说小老百姓的问题,就说说国家的大事――财政,有多少事情等着财政的钱,目前中央的日子销好过一点,地方财政可就难了,据专家说,中国地方财政的隐性债务是一个天文数字,到底有多少,中央也不摸底,反正是不少。你现在让财政再背上香港高校的开销,不是成心给财政找麻烦、想让我们政府财政破产吗?

其四是香港高校毕业生的去向问题,据说现在香港高校毕业生都跑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打工了,即使我们的教育部门官员能够为他们分配工作,让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也难以保证他们不会再跑到资本主义国家为资本主义的繁荣做贡献。

可见,按照孙东东的建议,既要教育部官员们承担香港高校毕业生分配重责,又要让教育部、财政部的官员承担劫贫济富的罪名,还有可能让我们政府财政破产,其中的任何一条都算罪大恶极的了,何况有可能是三管齐下。冒这么大风险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跑出去为资本主义做贡献了,我们不得不问:孙东东,你想干什么?

附:简介

孙东东,男,1959年12月20日生,北京人。"生于中关村,长于科学院",孩提时代曾与华罗庚、熊庆来、于光远等中国各个领域最杰出的大师为邻。大师们的科学精神、思维方式使他得到了智慧上潜移默化的滋养。他至今记得那些"文革"时赋闲的老头们是怎样和孩子交流、讨论的,自己也得意地说"生了个好地方 "。度过童年之后,孙东东像其他同龄人一样,因为"文革"停止了学校教育。他很简约地表达他对"文革"的态度:"深恶痛绝"。

1978年恢复高考,孙东东离开尚未扎根的农村,考入原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精神病专业。

附:孙东东越来越让人感到恶心

孙东东自相矛盾的说法

关键词: 高考

2006年3月6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身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教授透露说,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

有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参与了近20年高考招生工作的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在分析这句话时,如此评价,“谁都知道啊,没有人说它不是中国的政法大学啊?”他说,“徐显明完全不懂教育,那样会毁掉中国高等教育的。”

孙东东说,这会造成当年(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假如全国高校都这样做,不顾各省教育水平的不同,遍撒胡椒面,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大滑坡。徐显明的这种炒作是没有意义的,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种炒作。”

笔者在网上又搜索了他的言论,发现:

“我明确支持高考,而且我主张高考的指挥棒一定要指下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考问题专家孙东东与黄全愈的观点截然相反。(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原话)

除去他批评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完全不懂教育”外,从这两段言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她自相矛盾的可笑的地方。

一方面,他认可高考这种形式,认为“高考的指挥棒一定要指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没有必要像哈佛一样,“除SAT成绩外,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似乎应该只看分数。

可是中国人只看分数行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

显然,不平等。

因为孙东东又说,中国不能按照人口比例去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否则将会造成“工农兵大学生”复归。也就是说他认可现在这种模式,认为北京考生进入大学的比例比湖北考生的高5-8倍是合理的。

其实在他言论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潜在的逻辑,北京考生的综合素质比湖北考生的高。也许会有人举出例子,说北京的素质教育搞得多么好,可是在当前的选拔人才的模式下,高考不能反映素质的情况下,凭什么就说北京的学生素质高?

如果要比素质,为什么不学哈佛那种模式?这样不就很容易的说服大家北京学生素质高应该享受高等教育吗?为什么要躲躲藏藏不敢真刀真枪的笔试?

我相信,中国各个地方学生的智力水平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除了各地师资水平存在差异,不管搞什么教育,只要有公平的选拔,根本就不存在两地考生如此大的入学率,尤其是北大清华的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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