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读《人民日报》,但每读必有收获。譬如最近看到那上面发明了一个词叫“异质思维”,还以其评论员名义配发了文章,要党国的执政者们以宽容心“包容”之,就让我看到了一点端倪。我认为那代表了我党的一种开明思想,是一个进步。但也有评论者当头一盆冷水,说包容“异质思维”是个古怪字眼,党国整人手段一贯高深,遇事要多听弦外之音。这让我想起了半个世纪前的 “引蛇出洞”,不寒而栗。
可见,“异质思维”是个艰深的字眼,除了让人感觉汉语词汇浩瀚丰富,意义博大精深之外,不同人还会有不同解读。纵观中共建党以来的九十年时间里,这方面教训很多,因思维不同而演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不在少数,也仅仅是这三十多年,斗争才变成“争论”。这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当然是一种政治进步。但对于党外而言,这种进步却并不明显,当局对于不同政治声音始终采取了高压态势,明显缺乏包容性,这往往将中共自身置于尴尬境地,亦使不少竖子成名,像刘晓波、艾未未等就是对党外“异质思维”过敏的典型例子。
其实政治分歧之外,异质思维尚有多种表现形式。尤其在进入现代社会,民众利益诉求越发差异化,这就更需要当局冷静观察,仔细甄别。说白了,人的思维本来就不是千篇一律,城管和小贩想的不一样,拆迁队和钉子户想的不一样,薄熙来和温家宝想的不一样,你脑子里想的和我脑子里想的不一样,对于一方来说,另一方就是“异质思维”,你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给对方任何辩解机会,就举起棒子将对方一棍子打死吧?
当然不能!这种“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是牛仔作风,体现不出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中国人讲“兼容并包”。但遗憾的是,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能包容对方的实在是少数。就好像孔子像这个事,当孔子像刚搬进天安门广场之时,挺儒派何等得意,将此视为中国政治主流话语从革命话语中解脱的一个标志,认为孔子进入天安门,象征着中国正在彻底的走向国家、民族认同。但在另一派看来,在天安门广场竖孔子塑像则反映出当政者迷失方向,反映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严重混乱,并认为这种混乱是导致现在各种社会乱像的根本原因。瞧瞧,双方都把此事提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力图把对方“将死”,这是否也是缺乏包容“异质思维”的缘故呢?
其实居中来看,双方观点都有道理,如果各退一步,也许就会发生今天的事情。对于当局来说,既然在政治文化上把这块地方炼成具 “形而上”的意义政治地标,而且有胆量把孔子请出来,为何就没有让孔子常住下去的勇气?像这样抽冷子请了座孔子像供在天安门广场,又抽冷子雪藏起来丢进博物馆雕塑园,前后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两头有理两头堵,搬过来时说“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搬走又说“庭院建设未完工暂安放”,把好端端一个大圣人翻来覆去地折腾过来折腾过去,这明显是在挑起争端,不是在搞什么“异质思维”嘛。
很显然,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子像突然地来,又悄悄地离去,前后仅三个月。这个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决策应该是一个部门决定,显示出这个部门决策的严重摇摆不定和管理上的混乱。若要再进一步,真如某种观点所认为的,这个指令是由更高层的暗示或者口头指令所为,则属于中国政治的恶习。显然,孔子像突然到来,又悄悄离去,也许真是显示了目前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但对于当政者来说,混乱一点有何不可?现代政治与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为何就不能容忍这么一点混乱与争执?像这样以简单粗暴地方式移走孔子像,取消争论的方式是不是不仅与包容性相背离,也很容易将自己推向舆论对立面,这不是和谐的行事方式,也需要深刻反思。
移走孔子像,错过了将传统信仰整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好契机。近年来儒家话语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大踏步进入公共领域,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可阻挡。执政者刚好可以将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整合进主流的意识形态,所以本来在天安门广场安置孔子像,是可以给出一种自洽圆融的解释的。即使当政者觉得有所不妥,也应该“将错就错”,毕竟某些传统的信仰与观念是抹不去的文化印记,没准这也会成为一桩美事。
不过,当初立孔子像也曾经让一些新儒家们忘乎所以,以至一些激进者主张孔子像要直接进驻天安门广场中心位置,要用儒家传统否定中共治国的合理性,这种类似革命式的造舆论方式,是否也需要检讨呢?没准正是这种思维逼得管理部门没有退路,只得选择将孔子移走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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