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租客禁打110到购买菜刀实名制，再到清理治安高危人员、严禁农民工非正常讨薪，一场运动会给一个城市究竟会带来什么，抑或是将暴露什么？这一切都在深圳上演着。
“措辞有误”、“尖锐批评”、“表示歉意”、“立即撤回”，面对各界对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农民工群体上访将追究刑责的质疑，5月9日，在发出“迎大运会严禁农民工非正常讨薪”的通知12天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承认此前公布的文件“文字表述确有错误”，宣布立即撤回该文件，并向农民工致歉。
而就在此前，“大运会期间深圳农民工群体上访讨薪或追刑责”的消息引发了网络地震，深圳也因为这么一个荒唐的规定又一次被推倒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遭到了媒体与公众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罕见的发文对此进行了质疑和批判，被认为是整个事件出现转折的重要原因，有民众甚至大声疾呼“《人民日报》终于为人民说话了”。
一石激起千乘浪
为迎接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到来，深圳市住建局在4月27日发布通知，规定在今年5月1日至9月30日内，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通篇的语气显得相当霸气。
该通知一出，举国哗然。深圳因为这个荒唐的规定又一次被推倒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遭到了媒体与公众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时评，直指行政权力的“错位”、“很可怕”，暴露出少数政府部门严重忽视自身社会管理责任和依法行政理念的缺失；中共党报《人民日报》5月9日也罕见发表了题为《开放包容不应只在大运会赛场》时评，直指“作为一个行政部门，（深圳市住建局）没有权利越法律之俎、代行‘追究刑责’之庖”认为城市管理需要智慧，更需要常态治理机制。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随机采访的农民工表示，“作为在深圳的一名农民工，我为能在深圳为大运建设做一份贡献感到骄傲。但是看到这个规定之后，心里头感觉很不平等。如果包工头拖欠工资也给他定一个刑事责任，那我觉得就不会拖欠我工资。但是像我这样正常工作却讨不到工资，要去讨个说法要给我定个刑事责任，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此外，中国各地报章相继出现《禁止农民工讨薪“底气”何来？》、《深圳住建局为大运会作秀》、《深圳特区岂能成为违法特区》等评论员文章。一些评论还直陈，深圳“越权越法”的规定属“无稽之谈”，是“心虚”的表现，恰好说明平时农民工权益“得不到较好保障”。尽管当下已经不同于读“梁效”、看“两报一刊”社论文革时期，但来自权威官媒的任何形式的指责，仍是一记重磅炸弹，尤其是《人民日报》就此所发的批评文章，也被认为直接促使了深圳“收回成命”。
深圳的傲慢与偏见
事实上，在深圳市住建局下发“4·27通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之前，为了所谓的维护大运会期间深圳的“和谐稳定”，深圳有关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其中一些举措同样引发争议。
4月10日，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在刚刚结束的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中，累计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
4月18日，深圳市法制办发布消息，为确保第26届深圳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顺利举行，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大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对菜刀等刀具实行实名购买和销售登记制度。4月18日，深圳市政府决定，在2011年8月1日至8月31日，原则上停止向深圳市或途经深圳市运输枪支弹药、爆炸、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包括烟花爆竹须绕行深圳。
4月27日，深圳下发相关通知，在全市范围划定为三个类型的控制区，其中两类控制区的所有工地在大运会期间，基本暂停施工。
其中4月10日，深圳警方宣布累计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这些“治安高危人员”分为八类：满足“有前科、长期滞留深圳、又没有正当职业”等条件的；同时满足“在应当就业的年龄无正当职业、昼伏夜出、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的”；涉嫌吸毒、零星贩毒、涉嫌销赃的；使用假身份证入住旅馆酒店、租房的；长期滞留深圳、明显靠非法收入生活的，比如涉嫌卖淫的失足妇女；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对他人有危害的；扬言报复社会，有可能产生极端行为的；以及其他一些未列举的，对群众安居乐业有现在或潜在危险的。
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深圳当时的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公众的非议和批评。深圳“治安高危人员”清理事件所引发的争议，被认为暴露了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治理歧路，担心别的城市或将效仿深圳此举。而深圳也因为“无凭无据就敢定性8万坏分子”而被民众定义为“偏见之城”。时至今日，深圳方面也没有就此有所回应和解释。
“愚蠢之举”须摒弃
距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还有90多天，眼下，深圳正进行细致而严格的准备，希望为大运会顺利举行提供良好环境，这一切本无可厚非：保护公众以及所有参与者的安全，本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就如《人民日报》所说的：“通过举办盛会让世界看到一座城市的开放、包容、欢乐，既需要城市管理智慧，更需要常态治理机制。”
纵观深圳近期为保障大运会所采取的一系列维稳部署，如果说，公共场所禁烟、禁止企业乱排放等，是有利城市管理、造福民生之举，那么清理所谓的“治安高危人员”、“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和手段讨薪”、“禁租房客打110（报警电话，类似美国的911）”一类禁令，则很值得推敲，甚至有评论人士毫不客气斥之为“愚蠢之举”。
从30多年前不为人知的小渔村，发展至今已被冠以“中国梦工场”之称的深圳，第一次在世界性活动的舞台上亮相，自然备加珍惜。当地政府为此作出的各种努力，似乎也应该得到市民和社会的理解。但无论管理初衷多么合情合理，也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更不能有悖依法行政的程序正义。
大运会关系到深圳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为筹办大运会，深圳曾提过一个口号：“办赛事、办城市”。前不久，深圳市高层官员也说，要通过大运会，让世界看到深圳不一样的精彩。但如何将之化为具体的城市管理智慧、形成常态的治理机制，却不是一些简单化的禁令能一蹴而就的。实践证明，“疏”的效果往往好于“堵”的措施。
通过有关新闻报道可以看出，大运会安保工作让深圳有点紧张，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但政府需要稳定，人民同样也需要稳定。有评论认为，政府在求稳定时，不要自己先就底气不足，人为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把自己和民众放在对立面上想问题，做出些如驱逐高危人员、切菜刀实名制、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讨薪之类的可笑事来。
城市管理者的这种急功近利的作风，深圳显然不是特例，只不过，这样的做法放到深圳这样一个以包容形象示人的城市，显然更具标本意义。城市的净化，体现的应该是制度和文化的良性循环，而不是以“愚蠢之举”换来的是短暂的虚荣。大运会终将要谢幕，但是深圳的发展却还很长远，在向外界展示形象的时候，深圳的主政者们应该摈弃某种自卑心理，并达成一种共识：向世界展示的应该是个常态的社会、包容的生态，而不是高压之下“乌托邦”，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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