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契机

不久前，达赖喇嘛宣布退休，旅美藏人学者洛桑桑杰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新的首席噶伦。而今年5月23日，又是西藏“十七条协议”签订60周年。这样几个事件使西藏问题再度令人关注。

一、海外藏人运动的前景与北京的应对策略

达赖主动退休，而将其流亡政府交给洛桑桑杰打理，可能是基于几个考虑：一是自己年事已高，已力不从心。二是担心百年之后，青黄不接，流亡运动难以为继，故而现在退下来，培养新人接班。三是迎合当代普世价值，实行政教分离，以免北京继续攻击其政教合一。尽管海外许多人看好流亡藏人运动的这一新动向。但其实这更多地反映了流亡藏人的无奈。达赖试图培养一个世俗活动家来接班和实现政教分离的转型，其长远前景并不乐观。

流亡藏人实际上面临三种选择：（1）废除达赖制度。倘若达赖如其所言，在有生之年，废除达赖制度，则等于是“自废武功”。北京可以趁机另立达赖，取而代之。（2）修改达赖制度。倘若流亡藏人试图修改达赖制度，改灵童寻访为选举制度，则等于是“自乱法度”。北京可以斥其为非法，而趁机以符合传统的方式另立新达赖。（3）维持达赖制度不变。近期来看，达赖在去世之前将继续维持其实际影响力，只是日常的琐碎事务将由流亡政府新的首席噶伦打理，从而出现一种“垂廉听政”的模式。一旦现任达赖去世，则海外藏人运动必定走向低潮。届时可能出现境外的新达赖与流亡政府“二王并立”的局面。传统的藏人崇拜达赖，但年幼的新达赖要长大成人并有所作为，至少需要二三十年，而流亡政府又不可能接受未成年达赖的领导，于是出现宗教和世俗两个中心，自分其势。即便两者合一而由流亡政府唱主角。其世俗活动家又不可能会有象宗教领袖那样对境内外族人和国外民众的影响力。今日达赖每到一地开法会，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听众和信徒，传道化缘两相兼得。而一个既无宗教光环，又无利益资源的世俗流亡活动家注定不可能有这样的吸引力。

流亡藏人面临的上述前景，大概是北京乐于见到的。长期以来，北京采用拖延战术，希望达赖在境外死后，西藏问题会自然消失。这一战术看似省心省力，能坐观对方自衰。然而它却未必一定会如北京所愿而使西藏问题最终消亡。因为达赖被拒之门外而在境外新旧更替，这很可能使西藏问题长久化。虽然北京也可以在达赖去世之后，立一个自己选定的新达赖，但是当两个达赖并存时，北京选定的那一个却未必一定会得到境内外藏人的认可。倘若境内外藏人只认同境外的达赖，倘若印度的达兰萨拉因新达赖和流亡政府的存在而继续维持其藏人心中圣地的地位，这种持久的离心倾向对于北京所希望的藏区的安定和藏人对国家的认同是有很大破坏力的。显然，北京的拖延战术近期虽然省心，但长期来看却未必省事。

二、西藏问题的两个特点

首先，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单纯和孤立。因为新疆问题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主义的广阔国际背景和周边环境，而这一外部环境的深远影响不会因北京的策略调整而消失。西藏问题不存在“泛藏”的国际背景和周边环境，它孤立单纯得多，因而解决西藏问题也比解决新疆问题要容易得多，它较少受制于外部因素，而主要取决于北京的选择，在乎北京的一念之间。

其次，由于藏人文化中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和达赖对藏人的巨大影响力，西藏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达赖问题。海外有一种观点认为，达赖喇嘛主动退休和洛桑桑杰当选标志着海外藏人完成了“民主转型”，北京指望达赖死后西藏问题自然解决的算盘会因此而落空。

笔者认为，这一看法过于简单。达赖喇嘛的实际影响，藏人数百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宗教传统不可能会因为达赖主动退休和所授意的选举而在一夕之间改变。而且即便海外十几万藏人逐渐全部西化，也并不意味着境内藏人的观念会随之而变化。因此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达赖仍然是西藏问题的关键，他的意向如何，身归何处，实际上意味着海外藏人运动的走向和存亡。中国有一古老的政治智慧“挟天子以令诸侯”。藏人其实比汉人更为传统。达赖无论退休与否，其实都是藏人的“天子”。印度的达兰萨拉因为达赖的驻锡而成为藏人心中的圣地，流亡政府因为有了达赖而获得了影响藏人的某种话语权。倘若达赖回归境内，也就意味着精神圣地的回归和海外藏人运动的消亡。

三，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契机

多年来的事实表明，对民族宗教人士，采用驱逐的方式，效果适得其反。寻求长治久安、民族和睦并非只有消极排斥一途。北京何妨套用三十年前调整对台方针的做法，改隔空骂阵为欢迎回归？今日达赖与流亡政府切割，无论其两者今后实质关系如何，他目前的身份只是一宗教人士，这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操作空间，即可以考虑欢迎达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回国。

如今达赖已经七十七岁高龄，对北京而言，达赖回归，纵然再大风险，即便予以体面的礼遇，其健康允许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时间，已来日无多。当年中共在藏区立足未久，藏人有自己的噶厦政府和军队，尚且不能改变大局，迄今中共在藏区经营已有六十年，而达赖已是一介暮年老僧，手无一兵一卒，北京理应更加自信，着眼于不久的将来。

即便不提可以获得形象加分的民族和解与人道理由，只作效益分析，亦不难明白，达赖回归，将使藏人心中的圣地从境外的达兰萨拉回归境内的拉萨，将化解藏人的离心离德倾向，使西藏问题由国际化转向国内化，使达赖的新旧更替在境内发生，避免未来“真假”达赖之争和境外不安定因素的延续，藏人如愿，国家安定，两得其利。这岂不是比将这随之而来的现成利好和未来“遗产”拒之门外，虽不利人，亦不利己，给后人在境外留下一个永久的国际化的“不安定因素”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