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由多到少列出城市中不看红灯、乱穿马路的违规行人数量，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纽约、罗马、东京。日本人对规矩的遵守是被全世界认可的。但为什么一贯给人慵懒、散漫感觉的意大利人会比美国人更守规矩呢？美国经济学家给出了一种解释，由于经济水平和收入差距，纽约路上跑的都是汽车，而罗马多是摩托车和自行车。同样是行人违章造成的事故，在纽约肯定是行人受重伤而驾驶员无事，而在罗马，摩托车或自行车驾驶者一般要比行人所受伤害更大。在执法上，纽约的警察基本无视“违章行人”，而罗马的警察会对行人违章予以严格的处罚，结果散漫的罗马人比纽约人更少去闯红灯。现实中，“行为成本”而不是理性常识，往往成为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的主要原因。这也许可以为“北京”在以上几个城市中的排名找到依据，同样也可以解释上周娱乐圈出现的各种乱事。
谁不知道“喝酒不能开车”？谁不知道“酒后驾车有可能被判刑”？但总是不断有人酒后开车。上周一高晓松醉酒驾车事件的细节这里不用再多说。从已有的报道中，张亚东表示高晓松不好酒，是为了应酬不得不喝。叶蓓表示高晓松跟自己吃饭时喝酒就不开车。不久前刚跟高晓松搞了几次“酒局”的出版人何江涛则表示高晓松几次酒后都是找代驾。从这几位“证人”的口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高晓松知道酒驾的严重性和代价”。但依然非理性而为之，基本是“行为成本”扰乱了思想。时间已晚、离家较近、等代驾需要时间、以往这条路上很少查酒、以前也有明星朋友被查但好好说说就没事了、大不了交罚款、明天还有急事……总之一番比较后“酒驾”成为当时成本最低的选择。
在高晓松酒驾被拘后，不少媒体和网友等不及“法律审判”和“道德审判”，直接就把高晓松五花大绑扔上了“道德断头台”，连他之前针对药家鑫案说出的看起来不错的评论也被翻案，基本上宣告“如果这个人错了，那么他说的话也必定是错的”。这其实也是从“行为成本”出发的非理性行为。网络时代讲究即时，大家上着班偷偷上网都不容易，谁有空等法律判决出来再留言？明星就是大众娱乐的消费品，你出八卦我就笑，你出丑闻我就骂，抒发怨气、立竿见影，谁还费工夫、费脑筋想那么多“理性”？
央视一套节目部主任许文广对这个事件的总结，在时过一周后倒值得我们多看几遍：“当一个个类似事件发生时，我们看到太多的人说‘我谴责’，太少的人说‘我反省’。只会做愤怒的旁观者，而不会将别人的教训变成自我的警醒，下一个在原地跌倒的也许就是自己。”这话可以送给高晓松，其实也适合明知闯红灯、穿马路以及各种情境下有危险却依然“我行我素”的我们。
上周的乱局除了“酒”还有“毒”。孙兴在上周一举办发布会向公众道歉。但现场媒体普遍觉得他在例行“公关环节”，不仅真诚度不够，还以点带面地批评了媒体，而且捎带手为自己树立了“为了我爱的女人，多少苦都吃得，多少委屈都受得”的侠义形象。从“行为成本”来看，相对于严峻的毒品泛滥形势，孙兴吸毒5年才被抓获并“只”被拘了不到20天，这样显得还算不太亏。而吸毒对艺人生涯会有致命影响吗？惠特尼·休斯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上周二，惠特尼·休斯顿宣布自愿加入一个酒精与药物治疗的健康项目，以期恢复身体状况，为接演一部电影做准备。歌手出身的惠特尼·休斯顿现在都不太爱提这部分事业。2010年声称成功戒毒的她开始世界巡演，但每站演出都因为身体状况太差而被诟病。“毒品毁了一代歌后”是现在人们提起她时的第一反应。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当个艺人真不容易”。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对明星有着比一般人更极端的心态，哪怕明星与自己实际生活离着十万八千里，我们都可以爱死他们或者恨死他们。目前来看，只有不多的人才会从明星的成败中总结出得失，带给自己实际的应用。大多数人还是把他们当作娱乐对象消费。当然这也没什么错。美国烟草公司的CEO们曾在国会宣誓自己坚信尼古丁不会成瘾，因此被公众耻笑。但这也是他们基于“高薪”与“行为成本”后所自愿做出的选择。明星也是如此。尽管舆论对明星的印象一贯与“混乱”、“黄赌毒”有关，尽管上周四又爆出新闻日本女艺人上原美优自杀，但每年仍挡不住千万年轻人涌向艺校报名点。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