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仇富变成一种心态，那么人们应当检讨的不是只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而是社会资源的均衡与否，当人们看到富人可以为所欲为，花天酒地，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违反政策就违反政策，比如说超生，无视国家计生政策，随意生孩子，甚至上主动交罚款。比如说看病，选择最好的医院，动用最好的大夫，包高级的病房。选比如说教育，子女可以上贵族学校，可以驾驶小车上学，可以很容易出国，如果遇上官司，只要钱到，基本上一路绿灯。而穷人看病难，上学贵，经常因为超生被罚得倾家荡产。如果遇上官司，即使不一路红灯，也要为打官司四处举债。加之中国的富人有了钱，有的人道德基准就跟着下降了，经常做出一些践踏社会道德底线的事，包二奶，养情妇，沟引女秘书，挑戏女员工，还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一些政府官员相互勾结，直接损害老百姓利益。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社会心理会保持平衡吗？如社会心理失衡后，一些隐性的事果就会显现出来，见诸报端的仇富血案比比皆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凶手枪杀，后是福建轮船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在办公室里遭歹徒连捅数刀丧生，再是浙江亿万富翁周祖豹在家门口遇刺14刀身亡。最新一起是29岁的河北省南皮县农民庞茂升出于仇富心态在北京抢劫杀害了驾驶私车女子，声言：抢劫杀人敲诈钱财 只为“教训有钱人”。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的设计思想，在这个思想的大前提下，一些人真的富起来了。同时国家也朝着富强的路走过来。国家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认可的。可是在改革开放中，那些手中没有权、没有钱的普通百姓的危机感却比过去强烈的多。应该说我们国家还是是一个标准的富人社会，真正的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富人和穷人之间没有一个相应的合理衔接，使得人们觉得富人很富，穷人很穷。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1996年城镇居民占总体20%的最高收入组与占总体20%的最低收入组之比是3.55∶1，2002年升至5.1∶1，2003年为5.3∶1，其中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的收入差距也从1992年1∶2.45扩大到2004年1∶4.39。而职业的收入差距更加突出，企业的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据统计局专家预言，在未来十年，中国的收入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若参照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的增幅也十分明显，中国的基尼系数1978年仅为0.18，2000年升至0.4，而据2005年6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为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已超过0.5。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统计，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而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总之，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进入了严重分配不公平区间。
如果这一组数据做为普通的中国百姓还看不懂，但是国家的决策者一定要有所警醒，这样的数字将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进而导致“仇富心态”越来越普启遍越来越极端，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社会危机将可能会面临火山喷发，会对社会机制造成很大的损害。
现在，有人做过调查，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度普遍不高，普通百姓有三怕：一怕[有人生病，二怕孩子上学，三怕摊上官司。这三怕让普通的百姓阶层对自己积累的微薄财富忧心忡忡。而富人在积累财富时所采取的不公手段也倒致了人们对富人的不信任，人们会认为，富人越富，社会越不公平，社会资源越被少数人占有。当人们享受不到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带来的实惠时，人们自然就会对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有富人产生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但导致了一些人挺而走险，把富人当成报复的目标，增加了富人的风险性，同时也降低了社会的公信性。
在国外，慈善事业一直是富人回报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机制。富人们在有了钱之后，通过开展大量的慈善活动，来减低由于占有资源而让穷人对其心理的失衡，并且从另一方面又会树立起自己的社会形象，不致于成为社会咒骂的对象。可是回头看看中国富人，在一些社会捐助中，很小的一部分是富人所为，而大部进行慈善捐助的却是收入微薄的穷人，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弱者在同情弱者，而不是强者在帮助弱者，这种社会心理感受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剧了仇富心理的深化。因为这样的结果会使人们有一种富人有能力救人或为某一件社会善事做点工作，可是他们却见死不救或视而不见，社会对于他们只是攫取利益的一个平台，这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可怕的一种现象，也是最可怕的一中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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