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兄弟》颇具雄心，想写成一部“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所谓“两个时代”，即“文革”和“改革”。小说家决心牛刀一试，浓缩“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于一个中国人40年的生活经历之中----这部50万字的小说，果真堪当此任？
《兄弟》主角李光头，一开场，坐在“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眼泪汪汪地怀念起“相依为命的兄弟”。此人“满脸浪漫的情怀”，学了3年的俄语、训练了3年的体能，即将接受航天员训练；此人愿花2000万美元搭乘俄罗斯飞船，将兄弟宋钢的骨灰盒送上太空----他要将兄弟“放在每天可以看见16次日出和16次日落的太空轨道上”，他要让兄弟“永远遨游在月亮和星星之间”。
这异乎寻常的哀悼，必有蹊跷：原来，宋钢离家之后，李光头正与宋钢之妻林红如胶似漆、难分难舍。忠厚老实的宋钢归家得悉内幕，卧轨自杀。宋钢查了十几次字典，写成两封遗书。给李光头的遗书，笔锋一转，提到了多年前拍摄的、父亲生前未及看到的全家福，要不是这张照片，他就快想不起父亲的样子了----这封信，李光头“每读一遍就扇自己一个耳光，然后痛哭几声”。另一封遗书，更让林红“读了一遍又一遍”、“哭了一遍又一遍”、“把信纸全都哭湿了”。不过，在宋钢的“豆腐宴”上进账几百万之后，女人摇身一变成了老鸨，开起了生意兴隆的“红灯区”，对VIP满脸热情、对穷光蛋一脸冰霜----真个是“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凭这样一个故事，作家何以宣称----“连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尽管关切当下的时代，《兄弟》却无意越俎代庖，写一部盘根错节的“改革史”。因而，有些怪诞的《兄弟》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李光头、宋钢与林红，全不是“典型人物”；扶老携幼的“刘镇群众”，更不是“社会群像”。
当代作家早已大开眼界，写法令人眼花缭乱。不过，难的是找到写作的“精神支柱”。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段话尚有几分意义：“小说存在的最初100年左右时间里，小说家的任务是解释社会。但这个任务最终被证明是难以完成的。戴安娜·特里林在试图定义小说家的当代重任时，曾经这么写道：‘对我们时代的先进作家来说，自我就是他最高甚至唯一的指涉。
社会没什么机理或事务值得烦心；社会存在的目的就是给我们以重负，把我们绝对限制在它的环境中……当今小说家的任务只是帮我们在跟世界的关系中定义自我，而这个世界包围着我们，大有淹没自我之势。’……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小说家甚至连作为指涉的自我都失去了，因为自我和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60年代的主要主题是疯狂。当社会生活被抛在一边，自我作为有限主体开始消解，唯一剩下的主题就是分裂，这个时期每个重要作家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到这个主题。小说在模式上是迷幻性的；许多主人公是精神病患者；精神错乱而不是常态成了检验是否真实的标准。”“（黑色幽默作家）描绘着荒诞虚无的情境，情节古怪，充满恶作剧，风格冷漠、滑稽、挪揄和粗俗。在所有这些情境中，个人就像羽毛球，被非人化的庞大机构愚蠢空虚地拍来击去。”
写“时代”变成了写“自我”，偏偏“自我”更比“时代”空洞和虚无，这就真是雪上加霜了。由于价值的空无，由于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由于无以摆脱的失败情绪，无路可走的艺术家纷纷迷上了“暴力”：“传统上，暴力总是让知识分子反感，因为暴力就是承认失败。在人际交流中，只有没有力量靠说理来说服他人时，个人才诉诸武力。所以，艺术中对武力的诉求----指画布上、舞台上和书页中的武力再现----也表明艺术家已缺乏一种艺术力量来展示情绪，所以只能退而直接震动观众可见，泛滥的“艺术暴力”，并不一定带来思想的洞见，而常常是精神虚弱、麻痹不振的一种严重病症。当“暴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了剂量之后，一切刺激最终都将失效，那时等着艺术家们的就是无可救药的乏味了。“直接震动读者”的场景，《兄弟》中俯拾即是。李光头偷窥事件是小说核心情节之一，作家在写公厕时，特意转换了人称：“那时候的公共厕所男女中间只是隔了一堵薄薄的墙，下面是空空荡荡的男女共有的粪池，墙那边女人拉屎拉尿的声音是真真切切，把你撩拨得心驰神往。你就将头插了进去，那本来应该是你的屁股坐进去的地方，你欲火熊熊就把头插了进去，你的双手紧紧抓住木条，你的双腿和肚子紧紧夹住挡板，恶臭熏得你眼泪直流，粪蛆在你的四周胡乱爬动，你也毫不在乎，你的动作就像是游泳选手比赛时准备跳水的模样，你的头和身体插得越深，你看到的屁股面积也就越大。”欲火熊熊的恶臭粪坑，竟成一代人青春的象征物。
宋钢与林红的婚宴上，客人丑态百出、场面一片狼藉：“热闹的婚宴从晚上6点开始，每桌都是十菜一汤，鸡鸭鱼肉一应俱全，白酒喝掉了十四瓶，黄酒喝掉了二十八瓶，十一个微醉，七个半醉，三个全醉。全醉的三个分别趴在三张桌子下面嗷嗷叫着呕吐不止，把七个半醉的也勾引得呕吐了起来，十一个微醉的触景生情，张开十一张嘴巴，打出了十一串酸甜苦辣之嗝。把我们刘镇当时最为气派的人民饭店弄得杯盘狼藉，弄得像是化肥厂的车间，都闻不到食物的香味了，闻到的全是化学反应的气味。”这样一来，大美人林红也就成了荷兰画家勃吕盖尔《农民的婚礼》（1565年）中那位粗蠢的新娘，心满意足地看着吃吃喝喝的宾客，再无一星半点的灵气。
如是，以“艺术暴力”来感应时代的《兄弟》，到底成了一个乏味的语言沙漠，任何精神作物在这片流沙中都无从生长。这群神奇的“刘镇群众”，从无真正的痛苦，不想懂得何谓幸福，只在污泥中快乐得打滚。任何时代，他们都心安理得地“活着”----宋钢那“老得像一片枯叶”的地主爷爷，一晃而过，原来正是面熟的“活着哲学家”福贵。童铁匠、张裁缝、老小关剪刀、余拔牙、王冰棍、苏妈一干人等，如一群饥饿的飞蝗掠过。
当下如此荒寒，《兄弟》情不自禁地“怀旧”了。
似乎有过一个美好年代----那时，世界一成不变，乡野上炊烟四起。李光头兄弟“参加工作”，领到了第一份工资----它像两兄弟童年时代珍贵的大白兔奶糖，是最具体的幸福。宋钢和林红过起了日子；而到上海跑生意、出师不利的李光头，此时正坐在县政府门口饿饭。宋钢不愿违拗林红，但“血浓于水”的情义还是压倒了一切：“后来的一个多月里，宋钢每个上班的中午都会拿着饭盒来到李光头眼前，兄弟两个就坐在那堆破烂前，说说笑笑亲密无间将饭盒里的饭菜分着吃完。宋钢不敢让林红知道，到了晚饭的时候他饿得饥肠辘辘，他怕林红起疑心，仍然不敢多吃，而且比过去吃得更少。林红发现宋钢的胃口小了，担心地看着宋钢，问宋钢最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宋钢支支吾吾，说自己的胃口是小了，可是力气一点没少，他说身体很好。”只有记忆中纯净的情义纽带，将人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一只“魔瓶”突然打开，世界随之改变。
“好人”宋钢说，“他当厂长时还是好的”----那时，李光头是领工资的国家干部，福利厂厂长。一旦“下了海”，成了“个体户”，李光头顿时“质变”。当厂长、穿中山装的李光头只是品貌不佳，像个猪八戒；而身着阿曼尼西服、配置私人司机的李光头，却是“骑在了人民头上”。同理，许三观卖血得来的钱干干净净，一盘朴素的炒猪肝香气扑鼻；而破烂大王李光头倒卖日本“垃圾西服”，在上海的大饭店里一麻袋一麻袋赚进来的钱，就像堆在县政府门口的垃圾山一样，臭气熏天、有碍观瞻----资本乃天然不洁之物？
李光头一旦“定了性”，小说显然就无心纠缠于细节了----作家耿耿于怀的大事，乃现时代之“道德人心”。因此，李光头被推上了宝座，成了只手遮天的大财阀，也就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稻草人：“你去我们刘镇最豪华的餐馆吃饭，是李光头开的；你去最气派的澡堂洗澡，也是李光头开的；你去最大的商场购物，还是李光头开的。……李光头为我们刘镇群众从吃到穿、从住到用、从生到死，提供了托拉斯一条龙服务。谁都不知道他做的生意究竟有多少。”这番“发迹史”，活像阿里巴巴闯进了强盗的藏宝洞。可惜的是，《兄弟》既不关心“淘金年代”的财富，也就失去了洞悉人性的一次良机。 对财富的恐惧，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一穷二白的少年李光头是个孝子；一旦发了财，他就成了纵欲无耻的西门庆----“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只见巨额财富的阴沟水，水到渠成地流向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大池塘。财富与淫欲的交响，令《兄弟》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上演了一场乏善可陈的“处美人大赛”，洋洋洒洒、意犹未尽：长袖善舞的“当代西门庆”招徕了大队美女，供莅临刘镇的“十兄弟”尽情享用。待得“全国首届处美人大赛”落幕，只见十评委“像是老弱病残似的被人扶上了车，十个全部肾虚肾亏，两个发了低烧，三个吃不下东西了，四个说自己的视力大幅度减退”。这场声色犬马的大戏，过犹不及，徒然令人起腻。
“好人”宋钢，被刻意塑造成李光头人格的对立面。十全十美的宋钢，善于把自行车擦得闪亮，善于以3岁小孩的智力看待世界，善于在姑娘们面前害羞脸红。为了检验这颗良心，小说不断将他推向悲惨的深渊。下岗后，他不声不响，当搬运工折断了腰，当水泥厂工人损坏了肺，为骗子周游推销丰乳霜而植入了假乳房；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受苦受难的宋钢，并未炼成一尊金光灿灿的“活着尊者”，而是硬生生被写成了一个受虐狂。
“好人”宋钢，又是一个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考虑到描写宋钢的性事乃焚琴煮鹤，小说细心地安排了一次听床----“赵诗人故意把自己的床放在他们床的上面，夜深人静了，赵诗人就躺在床上凝神细听，想听一些鸳鸯戏水的云雨之声，什么都没有听到，赵诗人趴到地上，耳朵贴着水泥地面去听，还是什么都没有听到。赵诗人心想天底下还有什么声响都没有的床上夫妻？宋钢和林红结婚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孩子，赵诗人觉得问题一定出在宋钢身上，他断定宋钢是个性无能。赵诗人悄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作家，然后说：‘这对夫妻晚上睡在床上像是两把无声手枪’”。连林红都站出来说了话：“林红想到宋钢和自己从来没有超过两分钟，宋钢健康的时候每次都是草草了事，不健康以后连草草了事也没有了。林红摸了摸李光头的身体，心里想：‘原来男人是这样的’”。宋钢就是如此“圣洁”，得知李光头与林红的糗事，他并无一丝愤怒，而是走向了铁轨，以“自我”作了最后的献祭----大概也只有他，穿过了作家设立的那道“窄门”。
这盒悲情的骨灰被带上了太空，这异想天开的哀悼真乃神来之笔----但“义人”的骨灰盒，并未成为高悬“刘镇群众”头顶的道德指针，而是成了一件漂浮在太空中、颇有几分危险的道德垃圾。这是《兄弟》“怀旧”的顶点，也正是其虚无的顶点。
无独有偶，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简直是《兄弟》不谋而合的续篇。
小说主人公“我”，亦即“路子野”，年纪轻轻，却心灰意懒。一开场，只见他停好车辆，投宿旅店，熟门熟路。
夜里，门外照例有年轻女人叫门。他颇有“同情心”：“我认为只要我开了门，哪怕进来一头猪我也必须挺身而出，因为我们已经瞧见彼此的模样，我怎能看见我要将她撵走时她脸上的失望。”这一次，开了门，女人姿色平平，他还是要了全套服务。他们运气不好，迷迷糊糊中，一队便衣领着扛摄像机的摄影师破门而入。由于分心，抑或不够专业，摄像头上的盖子没有取下；因此，这支执法队伍勒令两人重来一次，便于取证----叙述平淡，波澜不惊，家常便饭。《兄弟》结尾处，“红灯区”还是沉沦的象征；在《1988》开头，它不过是日常生活。故事不紧不慢地进行着：又一次，娜娜被没收了两万元“营业款”。从拘留所里出来，“我”接出了娜娜，驾着朋友改装的车子“1988”上路。搭车客娜娜，此时有2个月的身孕，准备去找孩子的正主。一路上，她开开心心地憧憬起腹中下一代的“美好未来”：如果是儿子，她决定送他出国深造；如果是女儿，就用不着那么费心，底线是不让她重蹈覆辙。这种“理想”不免令人错愕，但“我”无话可说----面对她，“我”又能提供一种什么“理想”？主人公意识到，他自己也两手空空。
他们驶向一个荒凉的目的地：“我”要到一所监狱“接朋友”。面对娜娜，主人公既见多识广，也就等闲视之。摆出一副沧桑面孔，他化解了尴尬与疑惑，也阻挡住了一切情感交流的缝隙。这两个除了有过性关系之外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一路同行。
他已学会接受现实，一点点成熟起来：“我记得有一次我采访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刚从饭局喝了点酒回来，非常的坦诚，因为他的3任太太都是明星，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明星？他说，我当然知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但是无情无义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没有人是永远有情有义的，你看我的事业，它在开始的时候，我是有情有义的，它在壮大的时候，我是无情无义的，现在它成功了，我又变成了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你看我的太太，她们不爱我么？她们爱我的。你说她们是戏子，我比你还过分，我还觉得她们是婊子呢，但她们又什么都不是，你问我为什么喜欢演员，因为我喜欢看她们对着我表演，我明明知道一切的，但你知道她们身上总是有一种魅力，正好符合我们这种人的虚荣心……一个漂亮的女人，除了你以外还有很多人喜欢，我住的房子多少人想住，我开的车多少人想开，我的游艇，这个就没有多少人想玩了，因为他们都还没到这种境界，我的女人，多少人想睡，但都被我一个人占了，我都是爱的。当然，还有，我是一个很热衷慈善事业的人。”他眼前分明是一个成功的“李光头”；这“坦坦荡荡”的言论，一下就镇住了他。可见，“有情有义”的李光头们，内心何尝有丝毫的矛盾：他们技巧娴熟、滴水不漏，说一套、做一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这一切，年轻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原来，以狎妓开头的《1988》，只是一个有点醒目的成长故事。
世界了无诗意，而他们兀自不能甘心。
至少，该有一个“诗意的童年”！所以，“弹子游戏”写得像是一种祈祷----似乎只要这样做，那个躲在不知何处的诗意童年，就会在弹子间突然显现。曾有过一颗独一无二的大弹子，被“我”吞进肚子，化成了“我最年少的结石”。曾有一个伟大的“丁丁哥哥”，骑着带换挡的摩托车呼啸而来，把小伙伴输掉的无数弹子拯救出来：“哗啦啦一声响，几百粒弹子撒在四周”，“你们分吧”！主人公呆呆看他，忘了一地的珍宝。站在水泥场上，“我”看三楼平台上的丁丁散打，不顾逆光的形象正损害着视力；“我”甚至习惯了借助一片墨镜来看他，“以至于学校组织看日全食的时候，我满眼睛依然是丁丁哥哥”。小学生路子野的心中，必须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丁丁哥哥”，他所代表的一切美好理想才真实无欺。尽管才华横溢、身体健美、光明磊落，以卵击石的丁丁还是轻易就死去了。
丁丁存在着的世界，因之流光溢彩----“我”成了一株朝向丁丁的向日葵。确确实实，这是对生命意义的内在饥渴，但也是孩子气十足的梦幻泡影。丁丁定能赋予这平庸得要命的生活以丰盈的意义：他是盔明甲亮的骑士，“我”是忠心耿耿的随从；他是精神上的父兄，“我”永远是小弟弟。这幼稚的仰慕令人怜悯，但只须轻轻一触，它就粉碎了。
“我”不是丁丁----学校的围墙内，“我”沉溺于“圣斗士”游戏，在旗杆上做“不死鸟一辉”之梦，惦记着旗杆上看见的一条蓝裙子，无望地暗恋美丽的少女。与粗野的少年李光头有几分近似，安分守己的小学生也惦记着公厕：“对面的女生聊天都是立体声。由于一共有八个便池，所以是环绕立体声。她们聊天的声音多么甜美，内容多么无邪，音质多么悦耳，虽然还带着急切的嘘声。我曾经幻想，如果有那么一天，那堵墙倒了，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啊。这个幻想在我小学的脑海里进行过几百次。”但他根本不必偷窥，因为网络时代马上就到来了。学校里空空荡荡，即便从高高的旗杆上掉下来也没有意义。一代人简直是在长满荒草的学校里虚度时光、百无聊赖，寂寞得要死。他们说，这又怎能怪他们自己！丁丁已死，而他们的教师言不由衷，他们的父母目光如豆：“我们分为直辖市，大城市，地级市，县城，小镇，郊区，农村，山区和贫困山区这几个阶级，父母告诉我们，我们属于郊区，并不完全算农村，但由于我们是大城市的郊区，所以又能有一些优越感，在这个阶级表里可以排在中游。在他们的对话中，找老婆从来不以相爱为标准，如果你找到了户口排名比你靠前的人，你就是光宗耀祖，反之则是灰头土脸。”孩子们一眼就看穿了成人遮遮掩掩的世界，却执拗地不愿从儿时的梦中醒来。
骑士丁丁消逝之后，缥缈的“爱”成了世上唯一的光源。
“爱”是人生仅存的谜底，看穿了这张底牌，也就一了百了。这就是主人公一脸厌世的原因----第一个女朋友孟孟，使他经历了一场爱的幻灭，打消了他生活的信念。
一开始，他无所谓：“我从心底里认为我们不能在一起，但就好似去试驾一台自己买不起的汽车，总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每次带她出去和朋友们吃饭很有面子，走在街上也倍享荣光。我对她没有付出感情，我一直深深地控制着自己，我怎能被一个戏子伤害。”但这台“买不起的车子”却表现出温馨的归属感，感动了他。在他决心去“爱”的时刻，戏剧性出现了：电视剧制片人轻轻松松“潜规则”了她，还找到记者路子野要自曝内幕。他果然深深地“被伤害”了。生活的意义，就此耗尽：“我总听到有人说，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说，去你的，生活就像一场电视剧，粗制滥造，没有逻辑，但却猥琐前行，冗长，不过不能罢手。”生命的意义，何其稀薄！流沙中寸草不生，而干涸的大地也长不出饱满的果实。
尽管孟孟的“背叛”发生在很久以前，尽管路子野根本不会自杀，孟孟还是与林红如出一辙。她们堕落得非常彻底，成了妓女----两位美人殊途同归的悲惨结局，究竟是一代女性堕落的象征，还是一代“男子汉”苍白的自我无力自救的结果？李光头也好，路子野也罢，他们都无力建树一种真正的人生价值，因而总要归咎于女人的堕落、时代的沉沦、父亲之死、丁丁之殇。一个作家书写自己的时代，无异于揽镜自照，痛苦的自我剖析一不留神就会变成顾左右而言他的自我辩解。于是，两部起点不同的小说，渐渐笼罩在一般无二的价值迷雾中，走到了日暮途穷的断崖边。
《兄弟》结尾处，“红灯区”热热闹闹、“刘镇群众”红光满面；而《1988》的终点处，年轻一代眼见危险的恶疾正步步逼近：来到一个江边的城市，娜娜并未找到情人，却检出了艾滋病，从医院不辞而别了。
两年后，“我”得到了一件奇异的礼物、一个“全世界的孩子”----娜娜的女儿。此时，凌乱的车里，记录着娜娜声音的录音笔神奇地出现：“它躺在这里面已经两年，我按下播放键，居然还有闪烁着的最后一格电，娜娜轻唱着摇篮曲，我不知道是不是空气越稀薄，声音便传越远，还是空气稀薄的地方一定没有人烟和喧闹，我总觉得这轻微的声音在山谷里来回飘荡，我将录音笔拿起来，放在小女孩耳边，说，你妈。她兴奋地乱抓，突然间，歌声戛然而止，传来三下轻促的敲击化妆台的声音，然后是另外一个女声说道，娜娜，接客了。在娜娜回着哦的同时，这段录音结束了。我连忙抽回录音笔，观察着小家伙的表情，她似乎有所察觉，放下了小爪子疑惑地看着我……小家伙突然对着录音笔喊了一声‘咦’，然后录音笔自己没电了。这是她第一次正儿八经说话，我一度害怕她不能言语。这第一声，她既不喊爸爸，也未喊妈妈，只是对着这个世界抛下了一个疑问。”混沌的世界从不解答疑惑，而新的婴孩继续不明所以地诞生。
在远行的终点站，主人公从监狱领到了朋友的骨灰，至此，他敬佩的所有朋友都已死去，理想与肉身一道化为灰烬。死亡，在两部小说里都以骨灰的形式一次次出现，相映成趣：《兄弟》将骨灰盒送上了太空，绕行于星月之间；而《1988》的结尾处，“我”迎风抛洒朋友们的骨灰，带着身份不明的、“全世界的孩子”，出发去寻找另一处渺茫的“家园”----“也许我会在那里认识一个姑娘，有一段美好的时光”。
《兄弟》幽幽怀旧，而《1988》正在路上----毕竟，路子野正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纪，前面的路总是更诱人。至于传递到他手上的婴孩，令人踟蹰。这健康不明、身份莫辨的婴孩，与其说是一线希望，不如说是一种虚无的憧憬：“虚无主义是对过去所有东西临死的反应，是在缺乏令人信服的价值天平的情况下生命的无意义感的表达，是生命中最核心部分已经死去、而对徒具的无生命的躯壳加以摧毁的努力，也许也是对一个新世界的希望----我们还无法想象这个世界的概貌，但却必须为生命的缘故而奉献给它。”
就这样，在虚无弥漫、阳光黯淡的世界上，一代新人已经诞生。“为生命的缘故”----每一代人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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