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想整周恩来，但苦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藉口而屡屡搞不下去的话，那么这次他确实抓住了周的“辫子”，显得“师出有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十三日晚，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单独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覆。
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事后证明，周恩来并没有请示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早晨答复了基辛格，表态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就是后来指周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毛泽东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的由来。于是，根据毛的提议，在政治局内部展开了对周的批判斗争。
这里让人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奉命唯谨的周恩来办事竟会如此疏忽。这实在是与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判若两人。周氏办外交的一大特点，就是历来谨慎小心，总是强调“授权有限”，反复以“外交无小事”来提醒外事部门，而他本人又怎么会在事关中美军事合作这样敏感的问题上擅作主张呢？况且他刚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如果说毛对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批评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他只有“小事天天送”的问题，而绝无“大事不讨论”的可能。实际上，长期以来，周总是有意无意地让人感觉到他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藉以避开揽权独断的嫌疑。这正是周能够与毛共事多年而始终安然无恙的要诀之一。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理由不先请示毛泽东就自己擅作主张，其中显然另有隐情。虽然后来周氏在接受批判时，吞下了这颗苦果，但内心有难言之隐却是让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据当时担任周处理对美事务主要助手的乔冠华回忆，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助手们都以为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请示毛泽东。可是，从专门记载他每日活动的《工作日志》来看，周却在这之后莫名其妙地审查起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电视记录片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恩来做出这种鬼使神差、不合情理的事情来呢？倒是负责照料他日常生活的警卫秘书在《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道出了其中的隐情 ──原来周当时曾打过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由于警卫工作的性质，不可能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因而他们在书中谈到批周这件事时，把时间和地点弄得有些张冠李戴，不过他们回忆当时周恩来在打完电话后的情形还是可信的：
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外人看来，周恩来表面上好像是在深夜审查基辛格访华的电视纪录片，其实是在得知毛泽东已经睡下后，正焦急地等候消息，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在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是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由于他经常失眠，所以睡觉对毛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常常因为睡不好觉而大发脾气。因此当毛睡下以后，周一向不去打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三日深夜和基辛格谈完后，为是否为这件事叫醒毛心里很踌躇，但事情又很急，不能等，所以才急得 “团团转”。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毛泽东以睡觉为藉口来挡驾周恩来，就像当年用同样的藉口来挡驾即将大难临头的彭德怀、刘少奇一样。不过，周当时似乎并没有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思量再三之后，最后还是按照在工作中一直恪守的规矩：当毛睡觉时，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惊动他。同时在情急之下，他采取了某种临时变通的作法，由他自己拍板作了决定。当然，周恩来还是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所以，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覆中，说的是活话，避免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只是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这样做并没有越出作为一国总理的职权范围。
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他虽然深居简出，各种消息却很灵通。在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他就把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从中找出了整周的把柄。为了不让周这回轻易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还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 “核实”谈话记录。周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并没有在意。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王、唐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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