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的春天，在得知北京戒严后，周围的朋友们都十分担心国内家人的情况。那时，我弟弟还在北京，准备毕业后即移民出来。他是我们这代中当时唯一尚 在国内的亲人。我们在美加二地的兄弟姐妹们都十分为他担忧。当时的想法是赶紧把人弄出来，毕业文凭的事以后再说。倒是弟弟十分冷静，他已经决定了先毕业再 走人的大策。
八十年代末，在多伦多说国语的绝大多数是留学生。多伦多像我这样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则极少，记得只有一双手数得过来的几家。当时，大规模的香港移民尚末开始。市中心的唐人街仍然是以铁路苦力老华侨的后代为主。流行的华语是台山及潮州话。
在李鹏宣布北京全城军管之后的第二天，多伦多的华人自发组织了第一场抗议活动。那是在一个中午休息的时间，许多在多大工作的教职员工参加了。不记得 有太多的留学生出场。大家聚集在圣乔治街中国领事馆前，要求领事们向国内传达我们的担忧。同时，大家都一致呼吁避免出现流血事件。在那次示威请愿中，巧遇 当年还在多大计算机系任教的周兄。他扛着一块硕大的纸板，上书两个红色大字：No Bloodshed!
我们二人便一齐抬着这块纸板，从Robarts图书馆那儿沿着圣乔治街一路走到中领馆。周兄和我大赞他们系秘书的文墨：言简意赅的二个字写出了我们的心声。周兄后来离校创业，现为多伦多IT行业的领军人物。
那次自发的游行之后，一些志向相同的新老朋友在多大校园King’s Circle的草地上商议下一步计划。好象正是在那次聚会上，社会上其它力量有了系统的参与。之后，更多，更大的抗议活动的运磋好象都是从那一天开始。
第二天，记得是一位姓雷的朋友，他那时还是留学生的身份，打电话来问我敢不敢去Queens Park省议会大楼去堵人大委员长万里的车队，并递交大家的请愿书。万里与89年5月22日刚开始对加拿大的正式访问。当时大家的想法十分天真，而且幼 稚。以为只要万里赶紧回去，他完全有权也有能力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以而化解危机并避免一场流血事件。经过大伙的商议，一至认为直接对话万里的人选以已有 移民身份的朋友为最佳。那个时候，大家对事件的走势还认不清。留学生们依旧对将来回国后可能遭受的秋后算账有点担心。结果，被提议去出面围堵万里，并周旋 其随从的事便这样落到我和其他几位当时的新移民头上。
当我扛着自制要求罢免李鹏的横幅赶到议会大楼的时候，插着五星红旗的万里座驾已经停在大楼的西侧。万里和当时的省长Peterson正在举行会 谈，RCMP要员保护组的警卫不让我们进去。这些警卫对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十分同情。他们那时提议我们这几个人利用在万里离开议会上车之前的机会将请愿 书交给他。
就这样，我等一群人傻傻地等到下午三、四点钟，也不见万里结束会议。终于，一位身着中式西装的万里随众走了出来。他面带歉意地对我们说：对不起，让同学们久等了。万委员长已从东门离开。请大家回去吧!请愿书麻烦同学们寄去北京xx信箱。
就这样，我们这群当年的毛头小子们被委员长耍了一把。他，连我们的招都不接。
1989 年5月25下午，据说万里回国途中，被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加油。当时任上海第一把手的江泽民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 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我一下。” 江泽民交了底牌：如果万里不答应，江得到邓的密令要把他扣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在上海文汇报、解放报头版发表了公开声明：万里委员长坚决拥护党中央制 止动乱的英明决策。万里于是在上海养病数月。六四之后，尘埃落定，江泽民被荣升中共中央总书记。
90年，弟弟与其女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离开了北京。
每年六四忌日，众兄弟几乎年年在多大学生会前的六四雕塑前追思亡灵。曾经过去，永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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