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在欧洲的民主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在经济发展下，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但英国“信源”(Trusted Sources)机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芬比(Jonathan Fenby)在接受《大事件》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已被中共同化，成为体制的一部分，而不是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尽管中国的司法与政治制度急需改革，但在新一代领导人治理下的中国，改革的脚步仍旧会相当缓慢。
虽然习近平与胡锦涛在背景、个性上都有差异，但对中国的政策走向来说，芬比不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差别，“改变比较大的就只是新的领导人上台了，但我怀疑他们能做出什么不同的政策。”
因此，芬比也不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接班后，会马上出现重要的改变。“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定下一个大塬则：‘一二五’计画，一直到2015年，所以习近平和李克强头开始的几年，会与胡锦涛和温家宝一样，走在同样的步调上。”
不过同一时间，芬比对《大事件》说，新的领导人也知道他们必须赶紧出台一些政策、处理许多重要议题，减少对大型基础建设的投资、房地产开发和放松信贷的依赖，而把重点放在缩小财富差距上。只是其他的因素也成为政府施政的阻力，例如工业和商业的游说行动正抵抗政府在民生上的改变，地方势力希望持续建设地方工业、巩固他们的权力基础，中央也担心任何的改变会削弱他们的政权，因此不论是胡锦涛或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恐怕都不会出现大幅变化。
习近平是个象征
除了经济以外，新领导人要重视的还包括政治、贪腐、环境等问题。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指出，每一个国家最积极的民主支持者都是都市中产阶级。中国在经济发展下，产生了一批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已对政治现状越来越不满，因此支持政治改革，但也有人认为虽然中产阶级的参政程度增加了，或对腐败深感厌恶，可是这只是他们对政权的支持，不代表他们对民主体制感兴趣。
芬比赞同中产阶级并不特别追求民主的论点。他对《大事件》指出，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可能会期望中国的新领导人进行政治和司法改革，虽然在胡锦涛任内已经在做，比如以民主选举方式选出官员、增加政府的责任制，但改革的基本的目标仍旧是保证共产党的权威，与西方期望的有落差。
芬比不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接班后，中国会马上出现重要的改变。
为了保证统治权，中共也将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满足中产阶级的手段。“中国30年的经济成长让8000万至1亿的中产阶级崛起，中国政府为中产阶级提供经济上的增长，让他们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芬比指出，跟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同，中国当局在经济上的成功，推翻了一旦经济自由了，中产阶级就会在民主政治改革上施压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已被中共同化为体制的一部分，而非扮演起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角色，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还不太愿意见到贫穷的城市居民或农民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投票权。
芬比指出，对中共来说，稳定住邓小平所开创的新中国，重点不在赢得普选，实际上中国也没有普选，而是保持政权、确保目前体制所带来的好处能被广大人民重视。虽然在中国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大、经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缺乏政治自由，可能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弱点。但中共高层最看重的是确保政权的延续，而主要的工具就是经济发展。中国政体会崩塌的说法在10年前就有，但直到现在看起来都还不会倒塌。
习近平在接班前，似乎避免公开将自己定位成一个改革者，或者政治自由的反对者。但分析认为，在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下，领导人权力一代不如一代，即使习近平想做政治改革，他也没有能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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