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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北京的黑夜最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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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兴起了学生运动,静坐、游行,标语、口号,已经出国的人并不十分震惊。在此之前,国内已经闹过几次学运了。例如,1984和1985年底小规模、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为名的学生请愿活动。1986年底,上海发生的学生示威游行规模较大,北京三千学生游行,声援上海,警察设置路障阻其进入天安门广场。继而全国七个地方(一说十城市)发生类似的示威游行,上街的学生约十万人次。等等。

再加上文革刚结束时的“北京西单民主墙”等事件,民间的抗争也算频繁。一些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借题发挥,某次大学生游行,好像是以伙食太差为由头的。但是都闹不大、闹得不长。89年那回,来势与声势都非以往可比。国外的华人自然密切关切,议论纷纷。

出国不久,国内的事情尚不陌生。大家都知道,十年的改革开放,解决的社会问题不多,制造了新的矛盾不少。那时的中国民众,对贫富差距还不习惯、不想与道德沦丧同流合污。但是,表达意见的渠道并不畅通,虽不至于完全投诉无门,官府不理不睬是肯定的。一直以来,除去揭竿而起走上街头,好像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当局正视民意。这种情况,从清末到如今,跨世纪、历诸朝,没有多大改善。

比如,1895年的“公车上书”、1911年的“五四运动”、“三一八”、“一二九”等莫不如此。而传统群众运动的方式,又在不久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锤炼与提升。八九年的学生虽然没有参与过文革,但是他们的师长父母却经过洗礼,举止言行难免留有文革遗风;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浓重的文革痕迹;领导民运的“知识分子精英”个个都是“文革中人”。凡此种种,在在熏陶、带领着“天安门孩子们”,无可避免地选择直接对抗的方式,向当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洗心革面的要求。

我们在美国,每天通过电视,看长安街上的示威报导。一同住着的中国人,在屏幕上寻找自己机关单位的队伍,历数亮出的旗帜兴奋而感叹:新华社、新华社,新华社也出来了!外交部外交部!你看你看,中直机关都上街了!反了反了,全反了,没人支持共产党了!历次游行场面之大,胜过文革中奉旨出游:欢呼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庆祝党的九大胜利举行……。时代不同,民众的心声也不一样了,文革打出的标语口号全是“忠于……”、“捍卫……”、“毛主席万岁”;现在的人开始提要求了:惩办官倒!开放言论自由!实行民主选举!……什么都敢说了!说什么都没事了?三天两头打电话回去,一面为家人亲友参加了游行而自豪,一面担心他们会上黑名单。但是北京人异口同声的说法是:是单位领导带队上街的,没事!

看似共产党没辙了!租住在一同所房子里的中国人,几家欢乐几家愁。多数人吃过党的苦头,看到共产党不知所措难免叫好、解气;超脱一点的也无怜悯之情,乐观其变而已;只有一位与中共渊源颇深的学生,一面批评中共不得人心,一面为他们着急“这么闹下去怎么收场、怎么收场!”多数人不是学生就是旅游签证,深为错过如此历史场面而挽惜。一位刚刚拿到绿卡的中年男士,订了机票,专程回国感受盛况。那位老兄是五月底回来的,大家摆酒接风听他报导第一手资讯,他兴奋地搓着手说:这回共产党完了!

共产党完了!当时的我们,以为中共面对“全民起义”真的束手无策了。议论当中,自会涉及“政权交接”。赵紫阳与邓小平有矛盾是后来才传播出来的,那时候,即使有此一说,民间也不当真,还以不屑闻问政治八卦为荣呢。其实,从老百姓的角度,也看不出胡、赵、邓有什么区别、路线之争。只道:都是共产党,谁上来都一样;如果换人,党外没有有号召力、有行政经验、社会基础的集团团体啊。谁能代替共产党执政呢?每一及此,不禁承认党外无党、中共独裁的远见。

实际上,人们对胡耀邦评价并不高,论个人能力、魅力,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无法相比;赵紫阳比胡强点有限,其子倒卖彩电冰箱钢材的传闻,倒是家喻户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已令人失望。就是他,刻意扶植官倒、刮起了不正之风、开出空头支票:政治体制改革……。至于他们几位各有各的帐,不看后来失败了的“精英们”在海外出的书,根本无从猜度。而“知识分子精英“一词,好像也是“六四”之后才知其确切所指的。

显而易见的是中央在犹豫,如何处理广场上的学生和满街抗议的群众。谁知道邓小平是趁此机会拿掉早已为他不喜的赵紫阳,才耽搁了和平处理争议事件的最佳时机。“八九民运”牵延日久,广场、街上,人困马乏,花头不再;各地观众兴味稍减。一日周末,还不到我们日常收看CNN北京报导的时间,大家在客厅闲聊。突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是一个美国朋友:“你们开电视了吗?”“没有。”“快看,北京开枪了!”众皆愕然:素知中共心黑手狠,也没想到居然敢与全民为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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