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1989年的思想飞跃

在2010年初发表的论文中, 笔者曾将赵紫阳的政治生涯分爲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青年时代接受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带着追求爱国与民主的善良愿望走入共産主义革命的左翼岔道；第二阶段是中年时期作爲党国驯服工具的官宦，在迫害别人和被别人迫害的政治怪圈中折腾；第三阶段是晚年时期爬出马列主义和党国体制的陷阱而最终转变爲一位自由主义者。

不过,关于赵紫阳一生所达到的思想高度，特别是赵紫阳在1989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世人的看法大相径庭。很多人认爲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风波”时的政治理念与其他主要中共领导人幷没有质的差别，他当时的所作所爲只不过是在策略上与强硬派有所不同，甚至这种不同也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投机而已。就连坚定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美国知名学者黎安友和林培瑞也认爲赵紫阳在1989年春没有确立民主理念。林培瑞断言，在1989年下野之前，赵紫阳的整体思想完全停留在马列主义理论框架之内，而且他生性谨小慎微，没有勇气告别马列主义；儘管他认识到政治民主化对遏制腐败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共的过多干预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严重干扰，但他将政治民主化视爲由多个阶段组成的漫长过程，根本没有想到要将从一党专政向议会民主的转型提上议事日程。 黎安友更进一步指出，赵紫阳当时所使用的“民主”这一概念，实际的含义是“对话”；而且，赵紫阳天真地认爲，以广泛社会对话爲内容的民主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共産党政权，而不是改变那种政权。

笔者以爲，上述评价低估了赵紫阳的思想高度。赵紫阳不是理论家，长篇大论地系统陈述他自己的思想主张，非其所长，从而也给世人把握他的思想带来困难。但是，实干家自有实干家的长处。本文将论证，1989年“六四风波”前后，赵紫阳以其实际行动果敢地超越了党国政客的功利权谋，不自觉却又坚定地地告别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国体制而确定起民主理念、转变爲坚定的党内民主派领袖。赵紫阳这种转变，所昭示的是那些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共産党人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大风大浪中向新的人生目标挺进的重生之路。

赵紫阳思想飞跃的因缘

人们自幼通过社会化过程而形成的思想观念，往往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观念要发生重大转变，需要艰难的“再社会化”过程。而“再社会化”的发生，则有赖于重要的主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是客观情势急剧变化带来的刺激，可以是生活经历大起大落所带来的震撼，可以是他人经历和经验所带来的啓示，也可以是读书学习、理论思考所带来的觉悟和智慧。

按照赵紫阳的夫子自道，在1987年接任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之前(确切地说是1986年奉命主持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之前)，他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民主“基本上是不大关心的。一则自己是在抓经济改革；二则国务院事务多，比较忙，无暇顾及；同时，自己也不大懂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再则是已有人在抓”。 毋庸违言，那个时候的赵紫阳在政治上是一位专制主义者。还在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民主法制”等时代浪潮初兴之时，在四川省委书记任上的赵紫阳就提出过“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说法。 也就是在经济上反对正统社会主义而赞同市场化，在政治上则反对自由民主而坚持专制。他后来将这种思想形象地表述爲“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深得邓小平思想之真传而爲邓小平所赞赏不已。也正是因爲赵紫阳当时被视爲专制主义营垒中人，才会获得以邓小平爲代表的专制主义老人邦们的信任，才会被邓小平推选去接替“自由化”的总书记胡耀邦。

我们在总体上将当时的赵紫阳判定爲专制主义者，幷不是说他的政治思想中没有民主因素。在“文革”的奇灾异难之后重新掌权或得到提升的中共官员，开始的时候大都有过改革的冲动，希望通过改弦更张、通过“民主与法制”来避免“文革”悲剧的重演幷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酝酿于1980年的“庚申改革”，正是体现着当时人们从制度上防止文革重演的改革冲动。那场改革的酝酿，留下了中共改革史上两个弥足珍贵的文本。一个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爲《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回顾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历史教训，以及共産党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重大弊端；分析了这些弊端及领袖犯错误而无法改正的制度原因，比如权力过份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断言斯大林、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及其祸害，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篇讲话的结论是，如果不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政治制度）的改革，那些弊端就不可能消除，类似于文革那样的灾难就有可能重演，中国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也无法顺利展开。基于这样的认识，这篇讲话还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几项重要措施，比如修改宪法以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各项民主权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以充分发挥政府系统的行政功能，必须使民主法律化和制度化，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幷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

　另一个更爲深刻的文献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廖盖隆1980年10月25日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当时以胡耀邦爲领袖的党内“改革派”的民主思想和政治改革方桉。 廖盖隆在报告中指出，民主政治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和广泛的自由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进一步解释说：“高度民主，就是比资産阶级民主高得多的、能够确实保障无産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行使管理国家和企业事业的权利，幷且保证全体人民每个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及确保这种高度民主制度的贯彻实施的社会主义法制，这就叫做高度的民主”。因爲1980年是农曆“庚申”年，因而廖盖隆将当年的改革称爲“庚申改革”。在廖盖隆的心目中，“所谓庚申改革，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就是要实现党和国家的民主化”。我们知道，在中共党国的意识形态中，共産党统治的国家一直被称爲“社会主义民主”，被称爲“比资産阶级民主高得多的高度民主”。廖盖隆既然将“庚申改革的实质”归结爲“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归结爲“实现党和国家的民主化”，那么，他心目中尚未实现的民主，当然不同于以往党国话语中“社会主义民主”，儘管当时不敢或不便将以往党国话语中“社会主义民主”称爲假民主。因爲公开的离经叛道会失去话语权和主动权，共産主义国家的改革事业在起步阶段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的确，廖盖隆所提出的具体方桉中，力图将发达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引入中国，有一系列突破性的创见。其中包括“大改宪法”，以宪法形式切实保证人民群衆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防范权力过分集中；依西方议会的标本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努力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爲有权威的人民代表的权力机构，幷模彷西方国家将议会分成上、下两院的做法，将人民代表大会分成区域院和社会院两个院；彻底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确立三个“法制原则”：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二是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公民权利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司法独立，党委不能干涉司法；实行党政分工，党不再干涉政府工作的日常事务，也不再包办代替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群衆团体、舆论机构的事务；让工人群衆来自由地、民主地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从而建立工人群衆自己的独立工会；建立独立的农会，代表农民的利益；允许、要求和鼓励舆论机构和新闻记者独立负责地报导新闻和发表评论，落实新闻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改革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制度，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为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即改变实际上是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所谓党委领导制度；实现企、事业单位的民主化和基层政权及基层社会生活中直接的民主，使每个公民都能实际上参与讨论和决定与他们直接有关的公共事务；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实行适当的分权，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以免党和国家的权力过份集中；取消政治局，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下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共同对全国党代表大会负责；修改党章，在决策过程中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表决制；任何党的组织和领导人的权力都不是无限的，都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都应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有违犯，人民有权反对。

身爲历史学家的廖盖隆，取“庚申改革”这一名称，当然会使人联想到1898年惨败的那场“戊戌维新”。他在报告中表示他对“庚申改革”充满了信心，认爲不致于遭到“戊戌维新”的失败命运。由于它“来自人民，爲着人民，依靠人民，因此它能够克服重重的阻力而取得成果”。 廖盖隆说的幷没错，中共改革派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方桉，当时得到叶剑英等元老的支持，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民主党派、工农大衆也都站在他们一边。但是，在那个历史关头的决定性力量不是“改革派”，而是“还原派”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党国机器和党国特权阶层，特别是举足轻重的邓小平本人。“庚申改革”实际上比“戊戌维新”失败得更惨，基本上是束之高阁而不见天日。将“庚申改革”扼杀于襁褓之中的，正是邓小平本人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路綫所代表的保守反动势力。1979年3月邓小平那篇由胡乔木起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出笼，正是因爲邓小平、陈云、胡乔木等人担心“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解放思想”已经走向动摇党国权力根基的“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産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当时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足显胡乔木这一党国刀笔吏的厉害之处。“四项基本原则”所要保守的共産党的领导（中共的统治权）、社会主义公有制（党国官府所有制），无産阶级专政（与宪政相对立的一党专政）、马列毛思想（思想专制），恰恰是极权主义党国体制的四大支柱。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划定的极权主义禁区和框框，具有政治民主化意向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整个“庚申改革”方桉，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赵紫阳与“庚申改革”几乎没有任何关係。他自己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样当时至爲重要的文件也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他当时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经济改革上面，“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赵紫阳当时对经济体制改革是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于对胡耀邦插手经济工作産生不满。当时中共领导层有两个人自以爲“懂经济”、对经济问题最有发言权，即老一辈中的陈云和稍晚一辈中的赵紫阳。说胡耀邦完全“不懂经济”，胡耀邦本人当然内心不服。更何况总书记的责任是“管全面”，插手经济工作在胡耀邦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而经常就经济问题对中央部委及地方领导作指示。赵紫阳当时认爲经济方面的具体决策，是他所主管的国务院的权力范围，因而认爲应该从制度上作出分工、限制总书记的权力。

不过，赵紫阳与胡耀邦在当时的改革事业中毕竟唇齿相依、同舟共济。“党政不分”的体制确实带来赵紫阳与胡耀邦当时在具体分工上的“党政矛盾”，但他们在政治上和大政方针上紧密配合。他们能够紧密配合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他们对社会正义的共同嚮往、他们在党国体制中难以安置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们对“文革”式政治迫害和整人之道的深恶痛绝、以及他们在试图张扬人性时对中国现行制度所産生的怀疑。不幸的是，当时被解放的大多数中共高层干部既没有人道主义的觉醒、也没有对制度问题的深入思考。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受迫害之后，他们也没有质疑政治迫害本身，所质疑的仅仅是整肃如何“搞错了对象”。他们依然集受害者和施害者于一身，幷没有从自己的悲惨遭遇中认识到党国专制主义制度的荒唐和残忍，而是继续维护党国专制主义制度，甚至刚刚从政治迫害的灾难中被解放出来，就迫不及待地通过国家专政机器将政治迫害的悲剧加到别人的头上，打击迫害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

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杰出的地方，首先就在于他们持守良知底綫而抵制政治迫害。1983年底胡耀邦、赵紫阳连手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正是由于他们坚决反对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延续文革式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在胡耀邦、赵紫阳等这批真诚的改革派那里，改革所要解决的绝不仅仅是效率问题，而是包括更爲重要的公平正义问题。

赵紫阳在经济思想方面悟性极高，他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事业的最大贡献，是爲中国市场经济的再生而披荆斩棘、开闢道路。赵紫阳很早就觉悟到国有制、“计划经济”等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和破坏，因而还在改革开放在全国展开之前就在他所主政的四川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博得“要食粮、找紫阳”的好名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是不断收缩和削弱党国所垄断的权力而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让出空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党国权力逐步退却、社会和市场逐步复兴成长的过程。 赵紫阳等人在改变“提法”和具体操作两个方面同时入手，成功地在相当范围内使党国出让地盘、市场经济得以重现神州大地。以家庭经营取代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农民在农业生産中的自主地位，这是中国农业起死回生的关键；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样是限制党国的行政干预、扩大经济主体的自主权所收到的成效，从恢复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産权，到打开国门创办“三资企业”，再到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改制”，无不如此。赵紫阳在后来将中国经济改革的特色归结爲大力“发展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成分”，点出了其中奥妙。

当赵紫阳从胡耀邦那里接过总书记的岗位，同时也从胡耀邦那里接过了政治改革的未竟事业，包括观念更新和体制改革两个方面。与胡耀邦一样，赵紫阳只受过中学教育，在抽象理论方面创获有实际困难。但中国幷不缺乏理论方面的人才与资源。同那些不懂装懂而充满虚骄之气的党国官僚不同，赵紫阳有扎根于自知之明的真诚和谦虚。他设置“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网罗思想开放、知识结构新颖、不怕离经叛道的一批青年才俊和理论界新锐爲他出谋献策，幷大胆采纳各种新见解、新建议。既然赵紫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际工作中深切地感受党国极权主义体制对人、经济和社会的束缚，因而他所领导的政治改革试图在观念和制度上宊破这种束缚。在观念更新层面，赵紫阳及其助手们的最大成就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颇有成效地解构那些使改革寸步难行的马列正统教条，也差强人意地爲各种改革举措提供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是在无奈中采行阳奉阴违、暗度陈仓之计的一个创举。它的容量很大，有效地革除了长期以来中共党文化中那种虚僞地依据强词夺理的逻辑、以马克思主义典籍中所提到的种种“社会主义优越性”来掩盖党国满目疮痍之落后现实的陋习，有效地绕过了一些阻挡改革的思想观念障碍。在具体制度改革层面，赵紫阳所领导的团队从着手削减思想意识形态控制机构的权力，到采取具体措施促进言论出版自由；从提倡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到限制党组织权力、推行行政长官负责制；从强调法制和制度化，到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从试行差额选举，到设立公务员制度。总体方向是从具体法律法规、具体的政策措施、具体的权力运作入手，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正象诸多学者依据翔实材料所论述的那样。 当然，所有这些民主化政治改革都仍然局限在一党专政的框架之内，在实践中捉襟见肘、矛盾百出，也给保守势力的反扑留下很多破绽。这可实实在在地是“时代的局限”，当时朝野上下、体制内外都没有设想或筹划结束一党专政和向宪政民主转型。在世界共産党中充当政治改革“带头大哥”的戈尔巴乔夫，当时也都只是嚮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都只是要挖掘“社会主义的潜力”，也都只是将“苏维埃制度”视爲“把直接民主同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和最有效的形式”。 共産党世界那么多国家群起推翻一党专政而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事业，幷不来自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的预先设计，而是1989年以后突然喷发的“苏东波”意外带来的惊喜。

就在赵紫阳所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初步铺开的时候，就在赵紫阳殚精竭虑地探索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途径的时候，就在赵紫阳因爲领导和探索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事业而成爲中共党内腐朽保守势力主要打击对象的时候，中国迎来了1989年春天以北京爲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学生和民衆街头抗议运动。这场抗议运动夹杂着对政府腐败的愤懑、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物价上涨生活困难的焦虑、以及对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权利的渴望。中共党内腐朽保守势力一开始就主张延续“反对资産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路綫对运动进行镇压。身爲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其政治智慧和道德信念都经受最大的考验。正是因爲有这样的政治机缘，正是因爲有赵紫阳几年来追求政治民主化的思想积累，赵紫阳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春天産生了重大飞跃。面对风起云涌的民衆抗议运动，中共党内保守势力首先出牌，抛出那篇臭名昭着的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场运动定性爲“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産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赵紫阳则认爲，“学生们提出的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是与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一致的”，爲了中国的稳定和进步，必须与参加运动的学生和群衆进行良性互动。 赵紫阳正是在与中共党内腐朽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坚定了对民主的信仰、站到了民主的立场上，转变爲坚定的民主派政治领袖。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标志，是他在那个错综複杂、千钧一髮的的历史关节点上提出了开展全面“对话”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两项政治主张幷坚持到底，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也在所不惜。民主政治家和无聊政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自由民主理念幷甘愿献身于这种理念。

在1989年5月1日赵紫阳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赵紫阳试图力挽狂澜、挫败党内保守强硬派爲了捍卫专制特权而将中华民族推入灾难深渊的企图，在中央最高决策机关阐述了他的民主主张。他提出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推进以“民主和法制建设”爲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向政治局的同僚们大声疾呼，“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民主已成爲世界潮流”。 在1989年5月4日会见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时,赵紫阳更进一步面向整个中国社会和向全世界系统论述“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在处理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时，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遗憾的是，赵紫阳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野蛮的党内保守强硬派以“分裂党”的罪名将赵紫阳革职幷对北京实行屠城，以此打断了赵紫阳所献身的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进程。被削去权柄之后，在六四屠城之后的肃杀氛围中，赵紫阳仍然大胆打破爲“顾全大局”而违心检讨幷争取从宽处理的党国惯例，在1989年6月23日整肃他的中共十三大四中全会上重申他所提出的民主主张、公开爲自己民主思想和行动辩护，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爲真正的法治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到走”。

这些言行表明，赵紫阳不仅确立了对民主政治的理想和信仰，而且地坚持通过合乎民主政治的手段来实现他的民主理想、捍卫他的民主信仰。很多自以爲是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一旦进入具体政治操作层面，便立即认同种种反民主的手段、背叛自己的自由民主信仰与理想。而赵紫阳则难能可贵地做到了手段与目的、行爲与理想的一致。儘管赵紫阳爲避免直接顶撞和得罪邓小平等政治老人而不得不提出要抵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儘管赵紫阳设想在维护“共産党的领导”和“不搞多党制”的前提下使中国人民“能够享受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只是一厢情愿，但是，赵紫阳在当时坚决反对暴力镇压示威的学生与市民而主张平等对话，实际上已经摆脱“人民民主专政”的落后思路，站在现代民主政治的高度，承认“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组织的合法性。他提出以民主协商、社会对话的方式解决分歧、寻求共识，幷且强调制定“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落实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并且在破天荒破天荒明确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家”这一政治目标，显然已经站到现代民主法治的平台上。特别是在邓小平已经“拍板”的危局之下，赵紫阳仍然坚守“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底綫，与那些决定对正义的学生市民施暴的党国权贵划清界限，宁可爲此而丢掉总书记的权位、宁可承担被捕坐牢的风险，坦然自若地面对和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不仅表现出成熟政治家的襟胸、毅力和气魄，体现出优秀士大夫那种“三军可夺其帅志而匹夫不可夺其志”的浩然之气，也表明他下定决心爲自己的民主信仰做一位殉道者，彪炳千秋。

赵紫阳思想飞跃的深远意义

赵紫阳在1989年的思想飞跃，有两层深远意义。第一层意义在于，赵紫阳晚年思想飞跃的历程表明，共産党在整体上已经堕落成爲落后于时代的政治集团，这个党及其党徒和领袖们，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沉沦爲历史的累赘或罪人，就必须实现从马列主义者到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一脱胎换骨的转变。第二层意义在于，赵紫阳的经历再次表明，共産党党徒和领袖们向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转变的道路是畅通的。与苏联共産党领袖戈尔巴乔夫一样，赵紫阳的地位贵爲担任中共最高职务的总书记，也幷不妨碍他华丽转身、热烈拥抱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

需要顺便澄清的是，赵紫阳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完全认识到他在1989年的思想飞跃所达到的高度。他在他的录音自述中，仍然认爲他在1989年的时候没想到要改变中国共産党的“执政党地位”，而只是要“改变执政的方式”，只是要将中国建设成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赵紫阳还进一步指出，它当时只是想在维护中共“执政党地位”的前提下去“改变过去长期形成和坚持的那种无産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和制度”。其大体内容包括模彷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增加党和国家决策的“透明度”，让人民拥有知情权；给工会、妇女、青年团、工商界等各种社会团体让出独立的活动空间，让这些团体代表他们的成员与共産党展开协商和对话；改变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条件下，执政党对各个领域只是实行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组织上的领导；改善多党合作制，允许民主党派与共産党一样在人大开会时建立党组；制定具体法律，切实保障公民在结社、集会、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公民权利。

问题恰恰在于，共産党独特的“执政党地位”和“执政方式”是一体两面、互爲前提条件的。一旦改变了共産党那一套独特的“执政方式”，它那独特的“执政党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国共産党独特的“执政党地位”和“执政方式”是同一样东西，即赵紫阳所说的“无産阶级专政”或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党专政。共産党垄断政权的永久“执政党地位”，正是依靠“专政”这一“执政方式”来维持的。按照列宁的经典定义，“专政是直接凭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共産党的永久性“执政党地位”，实际上是“专政党地位”，是不允许任何反对党或其他社会团体挑战的政治垄断。这种“专政党地位”，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是不能兼容的。离开了暴力镇压和专政，共産党的永久性“执政党地位”就无法维护了，那些“党性强”的共産党人都深知此中奥妙。因而，一到关键时刻，立即突破善良、纯正的表像，祭出“专政不但要讲，而且要用”。1989年春天，中共如果按照赵紫阳的设想来改变“无産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以公开的程序进行决策，允许工会、学生会等独立于共産党的领导，保障公民们集会、结社、示威等基本权利，广泛开展社会对话，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中国共産党也就放弃了它那独特的永久性“执政党地位” （“专政党地位”）而转变爲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正常政党了。一旦中国共産党实现了这种转变，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就实现了。

在1989年那场事变之中或事变之后，赵紫阳、鲍彤、李锐、朱厚泽、胡绩伟、李慎之、李普、任仲夷等一批中共领导人转变爲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是时代巨变的预示和迴响。衡量“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是否转变爲自由主义者，可以依据三个认同：在价值观念上认同人权民主的普适价值、在经济思想上认同市场经济、在政治思想上认同宪政民主。 赵紫阳的思想行程，是首先在经济上认同市场经济，然后在爲市场经济开拓道路、捍卫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认同和拥抱宪政民主以及与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相应的人类普适价值，这一过程直到下台之后通过进一步的读书思考才彻底完成。

赵紫阳等人的这种这种转变非常难能可贵。笔者曾经指出，中共党人从共産主义者转变爲彻底的自由民主派，由于体制和知识认知上的双重障碍，相当艰难。实现这种转变，在主观上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是道德方面的条件，即超越组织压力和个人特殊利益的道德勇气。另外两个是知识方面的条件，即掌握自由主义的真知灼见和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彻大悟。 赵紫阳等这一批中共党内民主派，早年是懵懵懂懂地投身到中国共産主义中去的。说他们懵懵懂懂，是因爲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投身到两个不能兼容的事业。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典籍和中共宣传品中的自由民主事业，一个是共産党极权主义党国体制。他们晚年的思想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老大犹做少年狂”，得益于他们的天真和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他们在起步奔向自由民主事业的时候痴迷地以爲，在共産党一党专政权力格局中的公民“能够享受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公民们行使切实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也不会危及共産党的统治地位，因而试图在现实中落实中国人民“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

共産主义左翼思维，是一套违反客观事实和基本逻辑的诡辩术，经过列宁“发展”之后的共産主义左翼思维更是如此。左翼极权主义的欺骗性，比右翼极权主义及威权主义要大得多，对人类心性和心智的破坏也要大得多。经过共産主义左翼思维这一套诡辩术的浸淫和洗脑，就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脑残，而无法进行正常思维和处理信息，就象中了病毒的电脑操作系统一样。比如，中国公民明明根本没有机会和权利去选择哪个政党或哪些人来执政，那么多官民人等却长期认爲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仅仅是因爲在党国文献中写着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说法；又比如，在所谓 “资本主义国家”中公民们所充分享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权利，在共産党一党专政之下的国家明明荡然无存，受共産主义左翼思维支配的人们却坚信在共産党一党专政之下的国家存在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级的民主”。

如果说共産党对社会的控制空前绝后，那么，共産党所製造的奴性也空前绝后。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当然会破坏民族智力和国民智商，在马列党国极权主义体制中，党国上层比普通民衆更爲不幸，因爲他们被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更严密、摧残更甚。可以说，党国上层在享受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的同时，也被投入阴森的心灵牢狱。在那个用特权筑起的高墙之内，党国上层的阅读范围基本上只是马列“经典着作”，指定的参考书，以及党的文件、内部报告。那些不符合党性和党的路綫与政策的人类精神産品，都被划定爲毒草和不淨之物。他们的交往范围也被限定于按规格参加的会议和官场应酬，不再能够享受那些充满灵性的知识交流或畅所欲言。再加上森严的党纪以及以忠诚党性泯灭人性的用人标准，高大厚实的精神围墙几乎密不透风。日积月累而成陋习，他们也就画地爲牢，自动地过滤和抵制那些与党国需要不一致的信息和知识，而无缘到比党国精神牢狱丰富得多的人类精神宝库中广泛吸取精神养料和知识资源。连曾经奋力突破文化专制主义精神枷锁的胡耀邦，在被非法革职之后，依旧浪费他所仅剩的宝贵时间去重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中央文件，以找出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的依据，实在令人不胜唏嘘。

因爲自由民主对专制特权的挑战，共産主义党国统治所造就的权贵利益，本就足以使党国权贵集团堕落爲排斥自由民主的腐朽顽固群体。党国要人要实现从专制主义者向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伟大转变，依靠的是以天下爲怀的信念力量和新的知识结构，这种信念的力量和知识的感召要强大到足以抵挡和克服特权利益的诱惑。政客只有利益而没有信念，政治家则既考虑利益，更看重信念。有了信念的支撑，也就有可能突破障碍去寻求新知识。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对赵紫阳的思想进步至爲重要。赵紫阳之所以能够比党内同僚走得更远，正是因爲他通过范围更广的读书学习而形成了更爲先进知识结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赵新政”时期，胡耀邦显然比赵紫阳更富于人道主义的激情、对民主化政治改革事业更爲热切。赵紫阳则勇敢而务实地到马列主义的框架之外的丰富知识资源中寻求智慧，学习新知识、接受新观念、把握人类的潮流。他在改革开放之初主政四川的时候，就已开始鑽研现代经济学理论。1980到中央工作以后，他更创造机会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及海外华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蒋硕杰、邹至庄等人切磋学问，也虚心向身边的中年青学者群学习现代文明的理念和知识，特别是现代化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就是力量”，是超越狭隘眼界和狭隘利益的巨大力量。

结语：壮志未酬的英雄

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英雄，以及朱厚泽等旷世之才，都在宏图待展之际中箭落马，实在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赵紫阳在1989年腹背受敌的险境中孤注一掷，失败得更爲悲壮。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没有给赵紫阳机会，赵紫阳原来的后台老闆邓小平更亲手剥夺赵紫阳的机会。赵紫阳在1989年春天的大风大浪中突飞勐进而转变爲坚定的中共党内民主派领袖，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没有认识赵紫阳、没有理解赵紫阳、没有及时接纳和配合赵紫阳。学生们所要求的对话、开放新闻（真实报道和直播）、以及承认广大学生抗议行动的正义和合法，赵紫阳实质上都做到了。从阎明複、许家屯等开明官员的积极配合到朝野上下的普遍相应；以及后来从中顾委委员李锐、杜润生、于光远等写信要求中央承认学生爱国运动，到胡绩伟等五十一名人大常委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从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反对屠城和肖克、张爱萍等八名上将联名写信反对戒严，到徐勤先、何燕然、张明春等将领前綫抗命，党政军和社会各界支持赵紫阳的力量也幷不薄弱。 可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硬是没有撤离，硬是使赵紫阳变成无力控制局面、无法解决问题的废人。

至于本是赵紫阳后台老闆的邓小平，1989年4月19日学潮初起之时，仍然当面表示对赵紫阳的全面信任，要他再担任一届总书记幷取代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 而在一个月之内，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态度天翻地覆，5月19日就因爲赵紫阳拒绝执行军事戒严的旨意而将他废黜了。赵紫阳升华爲不愿爲了乌纱帽而同流合污、残杀无辜的仁贤君子，邓小平等人则成爲屠杀无辜学生民衆的千古罪人。邓小平能够一举罢黜赵紫阳，当然是得到当时的“老人帮”和赵紫阳的政治局同僚们的紧密配合。李鹏、姚依林蓄意借刀杀人，将赵紫阳视爲发动学生运动以“倒李保赵”的政治对手。 那种深入骨髓的、爲保证“政治正确”而“宁左勿右”的党国政治文化，那种明哲保身、见风使舵的党国官场恶习，使得一些本来与赵紫阳政见相近的同僚们也没有在关键时刻给赵赵紫阳施与援手。根据李鹏日记透露，政治局常委中首先明确表示对学生开杀戒的，恰恰是在“一二九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原学生领袖姚依林。

1992年重新起动的“改革”，与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所领导的改革已经貌合神离、南辕北辙，已经是不同的两回事。胡耀邦、赵紫阳所领导的改革，目标是富裕、公正、自由、民主的中国。1992年以来的“改革”，是奔向专制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赵紫阳生前担忧，“中国这种权力加金钱，权力加市场的模式”，如果定型下来、发展下去，后果不可想像。 党国之中是否还能够産生扭转乾坤的英雄？

（本文原载即将出版的《赵紫阳的道路》一书，张博树主编，香港晨钟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