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写的一封信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五七指示”的由来。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定名为“五七干校”。
文革期间辽宁省一直是极左路线的急先锋。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六日，在省会市中心广场举行了一个誓师大会，有数千名机关干部携带他们的家属和装在卡车上的所有家当，集中在这个大广场，即将奔赴全省的二十多个县，上百个公社，数千个生产队。这就是著名的干部走“五七道路”，其目的就是要对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
“五七干校”只是把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五七道路”则是要把其家属也下放到农村去。这是俩者最大的差别。这也是辽宁省极左路线在全国的一个创举。
随后各个大专院校、设计院、研究所、科学院积极效仿，将大批在文革中受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及其家属送到了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这条道路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包括跟着他们一起到农村去的家属及其子女。
记得有一天，爸爸对妈妈说“我们报名走五七道路吧，其实报名不报名都一样。我们是没有选择的，我们不报名，人家也会赶我们走。”没过几天，我们就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包装起来准备去农村。
在我家去农村的前一天，我们班有五个女同学一起来给我送行，她们带来了那一年的期末考试成绩，我有三科的成绩是100分，还有一科成绩是99分。她们对我说“D老师说原来很想培养你，可惜你现在就要下乡了。”
记得当时是在我父母的房间里，我坐在桌子旁边，那五个女同学坐在床上，她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她们问一句，我就答一句，她们看着我很窘迫的样子，很开心，嘻嘻哈哈地有说有笑。这时候有一个女生突然说“我怎么觉得，我们像是在审问犯人似的呢？”结果她们嘎嘎地笑得更开心了。我当时候真想钻到桌子底下藏起来。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二姐也从她下乡的青年点回到家了。她用她从农村里带回来的高粱米面，给家里做的蒸饺。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高粱米面，很粗糙，也很难咽下去。当时家里没有电，一家人围着桌子，摸着黑吃饭。这个时候听到有人敲门，我去开了门，我看到中年一个妇女围着一个大大、厚厚的围巾，根本看不到脸，她小声地说“我是F的妈妈”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心里一阵惊喜。我赶紧让她进来，见了我们全家。她说，她从欧洲来中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别人的家，听说我们全家就要去农村了，特地来为我们送行。我们一家人都很感动。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我们全家在黑夜中，乘火车前往辽宁省，北镇县，沟帮子公社。那一天晚上火车上没有几个人，我在火车的车厢之间串来串去，走遍了所有的车厢，想要记住所有新奇的事物。我们在火车上度过了那个新年，火车里非常的冷，没有喜庆的气氛，也没有欢乐的歌声，一切都在沉默中度过。我知道爸爸、妈妈也完全不清楚，我们将会怎样去面对新的农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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