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 “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批周的发言，藉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周，作了有分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思后，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不仅如此，毛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改了吧？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当众又放出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而收场。一直在幕后指挥的毛泽东见周已被整服，又转而出来做好人，让会议期间传达他旨意的两位小姐背黑锅。两位小姐当然不服，遂在私下里说出这番话来。
这场轩然大波，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强迫自己喝下种种难以下咽的污水后而收场。十二月四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在此之前，周曾要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枯坐终日，对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给自己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当年周在为“反冒进”问题写检讨时身边还有秘书帮忙，现在则连个帮手也没有。他曾向担任毛联络员的两位小姐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来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他是企图通过她们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罢了。更让周恩来作难的是，现在别人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没有人敢给他通气，心里茫然无底，不知道究竟检讨到哪一步才算了结，只好一个人冥思苦想，最后索性照单全收，把会上安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硬加给自己，才总算交出了书面检讨。为了打消毛对他的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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