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4天惊魂夜后，47岁的女工刘萍终究回到江西新余渝水区的老家。5月13日，刘萍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传唤，接着就被自己的老东家「新余钢铁厂」软禁在招待所，24小时监管，并断绝与外界的任何联繫。
刘萍被软禁，是因为她打算以一位「独立参选人」身分，参加渝水区人大代表选举。但该区的换届选举投票已于5月15、16日进行完毕。当刘萍返回家中时，即便区人大代表「改朝换代」，也与她无关了。
今年至明年上半年 是大陆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之年。据大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最基层的区、县或村人民代表大会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至于全国、省、市自治区的人大代表，由低一级的人代间接选举产生。
有底层有知识分子
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大陆涌出了数十位欲摆脱中共掌控的「独立参选人」，透过微博和网路，宣布以「独立身分」参选各自所在选区的人大代表。这批参选人有作家、学者、律师等知识分子，也有像刘萍这样社会底层、只想维权的工人。独立参选人会冒出头，概念和诉求其实很简单：他们打算透过政治实践，用行动来代表自己的声音，而非「被代表」。
这些人让地方政府很头痛。为了不让这些独立参选人「得逞」，造成政府困扰，地方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威胁利诱，无非是要让这些的独立参选人「安静一点」。
管理模式落后现实
但矛盾的是，当地方政府极力维稳，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却仍潜伏其中时，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却坦承，中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模式滞后于现实，有关工作在当前「更为艰钜繁重」，凸显当局在社会管理方面遇到的压力。
问题追根究底，仍在「体制」瓶颈。用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的话说，就是「刚性稳定」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刚性稳定」结构下，政府的社会管理经常简单地二元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政府常不愿细分社会冲突究竟是工具性(以冲突为手段，重点在维权)或价值性(为了推翻体制)。最后把民众的意见表达通通视为对社会管理，乃至对政体的威胁。这导致政府和底层百姓之间必须直接面对彼此的矛盾，缺乏一个缓冲地带。
在中国，民意其实不缺发声管道。但问题在于，其实际运行效果令人摇头。诸如信访，常是徒具形式，地方政府把信访视为麻烦，甚至粗暴截访。
针对社会矛盾，美国已故政治学大师杭廷顿并不陌生。他在其经典大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已明白阐述「现代性(民主)会带来稳定，但现代化(民主化)过程却带来动盪」。因此，当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政治体制能否吸纳这些底层的反对声音，直接涉及大陆百姓对中共政权的政治认同和合法性。
微博崛起冲击体制
面对体制瓶颈，中共深刻瞭解。从邓小平到胡锦涛，都公开提倡过「政治体制改革」诉求。但关键在于「政改」究竟是「大改或小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即观察到，「中共内部对政治体制改革有共识，但对如何改却缺乏共识」。因此，在共识尚未釐清前，在「刚性稳定」结构下，政府只好不分一切，只要是不稳定的苗头一冒出，一律「扑杀」。但在「微博」崛起后，却冲击着中共现有的「刚性稳定」。微博让中国民间参与更加通畅、快速。
尤其，这些「独立参选人」的政治实践，本质上是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利，以实际行动贯彻「宪政主义」。这场独立参选人和地方政府的战争，宛如一场「实践宪政主义」和「中共捍卫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冲突。此时，中共除了扑灭燎塬之火外，又该如何的因应?
官方因应：先求有
对此，中共当前的作法是：「先求有，再求好」。所谓的「有」，就是在不违背现有的政治秩序下，强化普通民众，尤其是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度。透过完善、改进现有法律体制，吸纳基层更多不满意见的声浪。
近日，大陆全国人大工法委就提出：「保障流动人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应当予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託其他选民代表投票。对于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塬选区选民资格证明后，也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
姑且不论选举执行面是否有问题，检视此一政策论述，大陆已提前台湾实行所谓的「变相的不在籍投票」，尤其是处理近3亿庞大流动人口的政治权利。
与时俱进面临现实
其次，强化对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近日，中国就准备立法禁止「被精神病」，不得无故限制人自由。这种「被精神病」的桉例，最常发生在信访事件。先前，不少大陆基层老百姓因上访等塬因，而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引爆不少民怨。
中共最强调「与时俱进」，尤其在涉及政权的稳定性和缺乏政党竞争的体制下，中共高层时时刻刻都处在居安思危的状态。但管理如此庞大人口和面积的国家，「与时俱进」面临的，除了是党内矛盾外，恐怕还有更多的客观现实，以致于让「政治体制改革」走得步履蹒跚、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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