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期中国越来越频发的社会矛盾升级事件，台湾《旺报》6月13日发表社论称，以中共传统的加强“社会管理”方式来化解矛盾的局限性，以管理手段加强维稳，只是饮鸩止渴；与此相反，当局面对新局面应该加强“社会治理”。
文章首先指出，近期，外界对中国的感受十分矛盾：一方面看到一个生机处处，活力无限的社会，和一群对发展前程充满憧憬的人民；另一方面又隐隐约约透露出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几乎人人都是牢骚满腹，处处存在着怨气和浮躁，以至于极小的事件，都可能引起重大的社会关注或磨擦，万一官僚处理不当，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群众抗议。
美国学者谢淑丽，在2007年出版一本很有名的书籍《中国：脆弱的强权》，该书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后，中共的统治权威也会同时弱化，强大的力量背后有其脆弱的一面。脆弱现象之一，就是大陆政治与社会的矛盾。
文章指出，近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各地日益增多的种种社会矛盾，在政治权威不如前情况下，这些社会矛盾往往迅速引爆成为群众事件。群众抗争事件似乎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日前发生在内蒙古持续一周的抗议事件、发生在江西抚州的恐怖连环爆炸，就是例证，事件都引起中共最高层的震动和关切。内蒙古是中共民族自治区的模范区，近年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大陆几乎没有民族对抗性矛盾的民族地区，而两个蒙族人的车祸丧生，就引发大规模抗争；江西省曾在前省委书记孟建柱的主政下，大有起色，然而此次市民钱某因为住宅两遭拆迁，不满官方的补偿，上告法院，又不服判决，再申诉迟迟没有结果，因而走极端，以炸弹报复方式炸毁了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药监局三大机构的建筑物，造成3死6伤的惨剧，这是大陆拆迁案件中第一起以炸弹方式报复的案例，中共中央担心此一暴力行为模式的示范作用，所以都作了快速合理的处理。
文章分析认为，其实中共绝非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2月中共就在北京召集了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开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周永康在讲话中承认“目前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要求地方领导必须“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统筹兼顾、协商协调，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科学管理、提高效能的理念”来管理社会。
今年3月5日中国财政部公布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元（1人民币约合0.154美元），该数字比去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今年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这也显示了中共中央不但高度重视社会稳定，而且是意到钱到，全力维稳。而在5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为了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承认“目前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滞后于现实”，所以“要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 文章认为，看起来中共虽然高度重视，但所想到的办法仍旧只是“加强管理”、“完善管理”；我们以为中共中央“处方”包含了两大问题：一是心态的局限；一是方法的贫乏。
从心态的局限来看，中共所谓的“管理”，就代表了中共高层的内心对社会的不相信，对人民不相信，他们的反省只做到怪自己没有管理好，所以只要“完善”“加强”管理，社会问题就可以解决，却没有反省到，有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就是源自于其管理所造成的问题，更没有认真反省，面对复杂的社会有那些是该管，那些是不该管的。
否则政府的管理越“加强”、越“完善”，社会问题也越多。
从方法的贫乏来看，我们实在看不出任何创新管理观念和方法，几乎所有的说辞、用语、思路都是传统政治教条和口号，特别是“服务型政府”的改造本来可以算是新生事物，但“服务”在大陆只能是“民本主义”式的服务，只是为官者、作干部的道德要求，而非法治的素养；这也就是说，中共面对新社会和新的社会问题，使用的都是旧方法，因而大家会对大陆社会问题的化解，并不乐观。其实中共也不是完全没有新思路，周永康就点出了“多方参与、共同治理”，不过最终中央政治局还前是强调“社会管理”，而非“社会治理”。
文章最后综合分析指出，我们认为中共面对当大陆的社会问题，一个比较符合中共的政治生态，和大陆社会承受力的办法，就是以“社会治理”因应社会问题；面对当前中国大陆已经发生了全方位、根本性变化的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人民，和要求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的公民，共党必须放下精英身段，抛弃管理的姿态，真正相信社会的能动性，承认群众的智能和能力，引进社会力量，非党的力量，以平等协商的态度，共同寻找合作共赢、普遍受益的治理之道。简言之，“社会治理”就是尊重和信赖社会的自主能力，承认社会的强大，也引进社会力量，建立官民共治的机制，才能为社会改革寻得新途径，为社会稳定注入真正正面元素，消除崛起过程中的脆弱因素，才是真正的维稳之道，以管理手段加强维稳，只是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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