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征地引发的官民之争，还是治安纠纷引发的社会群体事件，本质上都是城镇化进程加速与既有社会体制和产权制度不和谐的矛盾产物。在当下，当局加快进行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可能比只是大谈如何加强“创新”社会管理或者动用军队对某个城市进行宵禁要更能治本。
6月12日，广东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增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叶牛平通报了增城新塘镇大敦村因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群众聚众滋事的有关情况和善后结果，并称“这是一起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2天之后，增城市政府14日晚再发通报，“6•11”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已基本平息。而就在一周之前的7日，广东东莞潮州出现四川民工讨薪被砍脚筋最后引发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针对中国社会近期由征地或者治安维权而引发升级的骚乱事件，当局迫在眉睫的是要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否则中国经济下一轮衰退来临之后，首当其冲的社会爆炸点，就是回乡无望但又被排除在城市户籍之外的都市外来移民。
2001年至今，关于征地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各大媒体持续多年，至今已经让人完全麻木。仔细思量历年来土地纠纷和矛盾，以及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对照城镇化进程，我们就会发现，这是自1998年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与既有制度改革滞后矛盾的必然结果。
欧美国家经验表明，一旦一国城镇化率突破28%，将会进入加速进程，最后一般会在70%附近停止。中国是在1998年城镇化率突破28%的临界线，从此至今进入城镇化进程加速当中。如果简单考虑一下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明一直表现为八九成人口散居农村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如今的城镇化进程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因为至今为止的中国社会制度结构和心理，一直与乡土经济匹配。一旦遭遇人口高度集中城镇的现实，整个社会无论从心理，还是从行为，不可避免陷入痉挛。
首先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土地溢价收益，在现有产权制度下，被政府攫取大部分。而因此引发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社会各阶层固然颇多非议，甚至有激烈的对抗行为，但毕竟是公权力所侵蚀的群体，不过是不满于蛋糕分配的部分居民。而真正影响深远，并能造成社会制度变迁的矛盾，却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引发的外来人群群体性事件。
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为城镇务农经商人员，但大多数人口户籍仍在原籍，其名下耕地所带来的农业收入，早就不足以糊口养老，而其后代也大多数扎根所在城市。但这群人的户籍仍为外地农村户籍，不但不能享受所在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且经常遭受当地土著居民的排挤歧视，且被当地城镇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此番广州增城市群体性事件，据外媒报道，是当地四川民工经常受到当地治安小队殴打辱骂日积月累的结果。试问中国经济未来一旦衰退，失业率高升不下，如此庞大的人群，既不能回乡务农，又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后面将是怎样的故事？
如果中国各个城镇学习深圳好榜样，动辄驱逐“高危人群”，亿万人群回家务农不可能，都市谋生不可得，天下何处去？朝中衮衮诸公何所从？
就这个角度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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