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是在哪里？会是怎样的方式？人们疑问。连日来，社会矛盾引发的自杀性爆炸案、群体性骚乱、警民官民对峙等极端案例，在中国的土地上犹如一部卖座电影，不断上演着续集，考验中着民众的“审丑”耐性。一连串事件的发生，透露出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处处弥漫着的怨气和浮躁，以至于极小的事件，都能引发极大的冲突和重大的社会关注，一旦官方处理不当，就能爆发大规模群众抗议。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犹如一个火药桶，面临着一点就爆、一触即发的窘境。
而最为吸引外界眼球的社会事件，莫过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近期持续爆发的群体性事件。6月11日凌晨，广州新塘镇大敦村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最新消息显示，在连续三晚发生骚乱后，6月13日大批防暴警察与特警在市内巡逻戒备，新塘镇依旧气氛紧张，仍有零星的民众在街头闹事，至少有两辆出租车被砸，并有人声称财物被抢。官方宣布未来一周当地将进入军管状态。但上述信息均未获官方确切的证实。
民怨积聚 一触即发
事情缘起一位由四川籍摆摊孕妇与当地治保人员的冲突。6月11日，已在新塘居住3年的女子王联梅，在摆摊卖牛仔裤的时候与治保人员发生争执，并倒在了地上。据王联梅的丈夫唐学才介绍，有围观民众报警，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和民警赶到现场进行调解，并将其妻子送往医院检查治疗。
然而，就这样一件本是“很小的冲突”，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一时间，“治安队殴打摆摊孕妇致其流产失血过多死亡”的消息风传，引来数万在广州打工的四川人聚集。加之稍早广东潮州四川民工讨薪被雇主砍断脚筋，引发同乡抗议并演变成川籍劳工与当地潮州人的械斗。冲突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群体性暴力事件，而且指向明确，民众的愤怒直接对准政府。
6月12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警方出动警力采取果断措施，有效控制了在新塘镇发生的骚乱。然而，6月12日晚，据传有数万名四川人开着油罐车在107国道上烧车，围观群众数以十万计，整条国道水泄不通，广州防暴队、公安警察均无法到达现场控制场面。在107国道久裕路口地面上，目前仍可清晰看见焚烧车辆后留下的痕迹，烧黑部分约有七八处，旁边绿化带的植物则被烧焦。
在大敦村村委会建筑前，停放了约7辆被烧毁或砸坏的车辆，当地村民称，已有一批烧毁车辆被转移，估算共有十多辆车在此次骚乱中被焚烧。大敦村村委会的宣传栏在骚乱中也遭到砸毁。毗邻的久裕村状况也不乐观，该村村委会的挂牌被石头等硬物砸得面目全非。增城市市长叶牛平称，新塘骚乱为一起“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但是当地外省民工控诉称，地方治安队长期对外地商户小贩勒索保护费，并借故殴打外省民工，引起民愤。官方消息显示，冲突中至少有25人被捕。
增城有大批外省劳动力聚集，当地产业以牛仔制衣为主，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受欧美市场影响，近几年大陆出口下降，定单大减，企业效益不佳，员工收入下降，令原本收入就不高的上千万外地打工者加薪无望，生活大受影响。
同时，外来打工者常受当地歧视，很多人享受不到当地福利，子女教育被另册对待，甚至买电动车上牌、办暂住证等，都要受到诸多不合理限制，或者要比当地人支付更多的费用才能办理，加上蒙冤受屈后又申诉无门，怒气积聚已久。
诱因复杂 政府成发泄对象
无独有偶，近年来，在政府公信力丧失以及社会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各地日益增多的种种社会矛盾往往因一件小事便迅速引爆成为群众事件，民众采取极端方式抗争事件似乎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日前发生在内蒙古持续一周的抗议事件、广东潮州的骚乱、湖北利川民众围困政府大楼，以及发生在江西抚州的恐怖连环爆炸、天津市政府办公楼爆炸案，都是典型例证。这些事件都引起中共最高层的震动和关切。
北京社会学者于建嵘指出，近期各地骚乱不断，都是因一些突发事件引发，参与者多与诱因无关，亦无明确利益诉求，主要发泄对社会不满，“但人们攻击的目标，主要是政府等公权机关，这足以引起当局高度关注。”政府已成为民众发泄心中怨气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对象。内蒙古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自治区的模范区，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几乎没有民族对抗性的矛盾，但两个蒙族牧民的车祸丧生，就引发大规模抗争。湖北利川发生的事件是因为一名据称因得罪领导而遭暗害的前反贪局长，在异地受审过程中离奇死亡，结果在当地引发民众包围政府大楼，事态一度失控。
如果说内蒙古和湖北的案例的参与者多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那么发生在江西抚州和天津的事件则明显更为极端。江西省曾在前省委书记孟建柱（现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主政下，大有起色，然而此次市民钱明奇因为住宅两遭拆迁，不满官方的补偿，上告法院，又不服判决，再申诉迟迟没有结果，因而走向极端，以炸弹报复方式炸毁了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药监局三大机构的建筑物，造成3死、6伤的惨剧。这是大陆拆迁案件中第一起以炸弹方式实施报复的案例，中共中央担心此一暴力行为模式产生示范作用，所以都及时做了快速合理的处理，同时限制了消息的传播。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6月9日天津市委市政府门前发生一起爆炸，至少3人受轻伤。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这起事件是抚州爆炸案的示范作用的结果，但这也足以引发社会震动以及官方的重视。此外，相关案件的当事人针对的无一例外的都是政府机构。
中共态度转为强硬
对于近期连续发生的典型事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反应可谓迅速，连发社评，表达官方态度。6月13日发表了针对9日、10日连续发生在天津市政府门前爆炸案以及袭击央视女员工案的评论《泄愤重案制造者必须被依法严惩》。
社评指出，互联网放大了这两件孤立事端的影响，加剧了网民对社会“动荡不安”的印象。必须指出，由于中国社会之大，各种极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总会“按下葫芦浮起瓢”，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目前报复社会的极端案件发案率在上升，尤其没有证据能认定，这种案件是中国特有的。美国每年都出校园枪击案，伊拉克战争期间还有过美军士兵在军营内扔手榴弹炸死多人的恶性案件。恶性报复社会自古以来都是全世界的社会治理死结。在互联网时代，它的感官冲击力更大。
社评称，当前中国的类似案件，只要攻击对象跟政府沾边，就被一些人戴上“反抗”的帽子，这样的加害者也因此被这类舆论称为“英雄”。这种舆论逻辑抓住了不少人对悲剧的同情心，迅速在网上传播，给社会对这类案件的认识制造了混乱。
不能说所有恶性报复社会案都没有令人同情的深层原因，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恶性报复案都会引起各国的思考，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行凶者的非理智面前退让，对待他们的残害无辜，各国的一致做法就是坚决打击，毫不手软。
这个世界永远会有不公平，但消除不公平的过程必须是法制逐渐完善、民生不断改善的过程，而非斗狠比毒的社会丛林化过程。当前中国有人鼓吹用暴力对待社会的不公平，“反抗政府”，这是开历史倒车，要把逐渐确立法制权威的中国社会，重新带向用价值判断决定生杀的前现代社会。“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以及更早的中国，曾有过群众说该杀就可以杀的时代，那样的中国我们还没有彻底摆脱干净，但它也绝不可能再堂堂正正地回来了。
社评最后指出，所有报复社会的作案者，也都要依法惩处。各地法院决不能受一些人在互联网上为作案者辩护的影响，越是在社会出现思想困惑的时候，中国法律越要坚定，用自己的权威在社会舆论中拨乱反正，为社会道德树立明确的坐标和边界。有关政府官员也应在发生影响大的极端案件时，及时站出来表态，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主义，谴责暴力和对暴力的鼓吹者。政府态度一旦不明确，会在一些时候加剧暴力鼓吹者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上的错觉。中国主流社会也应打破沉默，让少数主张挑战当前法制秩序的人清楚他们在中国社会的真正位置。
而在12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表态，无疑是官方态度的最直接证明。在“全国法院贯彻刑法修正案（八）研讨班”上，张军强调，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依法重判的坚决重判，该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不手软。分析人士指出，官方的态度与以往相比有明显变化。之前，官方主要寄希望于纾解社会矛盾，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相关事务，但现在明显有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剥离出一些事件，并将之纳入敌我矛盾的范畴进行对待，态度更趋强硬，显现出舒控两手抓的态势。
管理思维亟待改变
本报在2010年末的文章中就曾预言，“平民怨”将是2011年中共工作的重头戏（《“平民怨”：2011年中共重头戏》）。中共高层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年内三次开会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试图纾解民怨。在纾解民怨的社会管理方面，先有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提出事关社会管理的“胡八条”（胡锦涛就重点抓好社会管理的8点意见），后有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商讨社会管理，承认目前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滞后的现实，提出“要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中共官方媒体更是不断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行造势。《人民日报》发表系列评论文章《如何调整社会关系》称，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关切，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
然而，当前中国的现实是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且愈发突出。中共虽然在不断的反思中，改变社会管理方式，甚至执政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矛盾的纾解以及社会的稳定，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上传下不达”，一些好的政策下到地方之后面目全非。熟悉中国基层情况的分析人士向表示，中国基层官场官僚风气盛行，基层公务员在其位不谋其政现象严重，甚至一些政府办事机构工作人员每天只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其他时间不见踪影。
他们往往罔视民众诉求，堵塞民意表达渠道，致使法治不彰，政府公信力一路走低，民众对政府充满了不信任。
近期，外界对中国社会的感受十分矛盾：一方面看到一个生机处处、活力无限的社会，民众对发展前程充满憧憬；另一方面又不断暴露出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几乎人人都是牢骚满腹，处处存在着怨气和浮躁，以至于极其微小的事件，都可能导致大规模群众抗议。北京政情人士向分析，中共所谓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只是流于表面，几乎所有的说辞、用语、思路都是传统政治教条和口号，依靠上级文件精神的传达和对“上意”的领会，并没有触及最为实质的具体操作层面，也并未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民众无法切身感受到不同和改变。
另有声音认为，中共必须放下身段，抛弃以往的管理模式，真正相信社会的能动性，承认群众的智慧和能力，引进社会力量，非党的力量，以平等协商的态度，共同寻找合作共赢、普遍受益的治理之道。简言之，就是建立官民共治的机制，为社会改革寻求新途径，为社会稳定注入真正正面元素，消除崛起过程中的脆弱因素，以达到真正稳定，而以管理手段加强维稳，只是饮鸩止渴。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包括城乡二元化以及人口结构等，已经发生了全方位、根本性的变化。以70后、80后年轻人为主体的民众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呈多元、多样、多变的形态，民众要求公平、民主、权利、法治、监督等的意识日益增强。作为执政者的中共需要的是正面、积极地面对这样的现实，改变现在“一刀切”的社会管理模式，给民众以表达合理诉求的窗口和途径，并且以制度保障实现“上行下效”，真正达到所谓的“服务型政府”的改造，重树政府的公信力。当前歌舞升平之下连续发生的骚乱、爆炸，无疑都是对当前执政者最为直接的警示。
大国崛起前的镇痛？
对于中国当前民怨积聚导致极端案件频发，有媒体用日本当年的崛起和现时的中国进行比较。当年崛起的日本和现今中国很相似，日本曾用3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二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然而，在这个奇迹的背后，人们可以发现，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同样经历了变革需求与人自身承受能力的激烈冲突。而作为这种冲突的副产品，便是各种超越道德底线的犯罪和极端行为。
1955年，日本爆发森永毒奶粉事件，利欲熏心的厂商使用了含有剧毒成分的添加剂，造成100余名幼儿死亡，1万多人中毒；1956年，日本水俣病事件爆发，不良企业无序排放水银污染物，致使当地大批人员中毒，与此案相关的诉讼至今仍在进行；日本因甲醇假酒曾造成数万人死亡或者致残；日本激进派学生曾在东京建立“神田解放区”与警察对抗，将当地打成一片瓦砾……这些似乎都可以看到现时中国社会的影子。
同为东方国家，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常常可以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痕迹，日本依靠时间和法制解决了这些问题，对中国的执政者来说也不无启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延之于国家，亦未为不可，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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