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中国埋藏的最大的政治炸弹，必定被重新评价，相关领导人物注定被追究历史责任。过去二十多年来，一些领导人物为自己留下了辩护词，其中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国务院总理李鹏。
这里，我们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与李鹏《六四日记：关键时刻》中对“六四”主要人物的不同叙述和评价，集中并列，以作对比，读者可以从中辨明真假，透视中共高层错综複杂的矛盾。
中共已故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养子李鹏，1983年从北京市电力工业局副局长昇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84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六四”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1998年年任九届全国人大委员长。
由于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强硬态度，被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士、家属称为“屠夫李鹏”。
1989年4月17日至25日
《六四真相》
学潮初期，李鹏联手姚依林，再加上李铁映、陈希同、李锡铭、罗干等人，形成了一个“对付”赵紫阳的“北京帮”：
4月17日晚上，李鹏给陈希同打电话，说他看了刚刚送来的几份材料后，知道天安门广场有不少学生，想瞭解到底是怎麽回事。陈希同向李鹏进行了简单的彙报。
连续两个晚上的新华门事情发生后，李鹏先后对罗干和姚依林说，“这几天学潮形式的确趋于複杂了。”他再次向李铁映瞭解情况，要求教委再发一个通知，强调各高校要坚决执行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并找李锡铭、陈希同等谈话，要求北京市政府作出果断决策。
4月20日上午，经与姚依林商讨，李鹏决定成立一个固定的班子，来密切关注学潮的发展。在与姚依林商讨完后，李鹏打电话给赵紫阳，李鹏说，“紫阳同志，这几天北京和全国一些城市的学潮有不断广大趋势，政治局是否开会讨论一次？”赵紫阳回答，“这次学潮从耀邦同志去世引发，从学生所提口号看，大多是爱党爱国的。学生的主流是好的。我已经多次向铁映、锡铭等同志讲过，希望他们认真做好思想疏导工作。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耀邦同志的追悼会顺利进行。”
下午，中央军委的急件从杨尚昆辨公室转送到赵紫阳处，报告的大意是：为了确保胡耀邦追悼大会期间北京尤其是天安门地区的安全，经请示小平同志，决定从北京军区的三十八集团军调集两个师和两个团，约九千人赴京，协助公安、武警维护首都秩序，执行保护胡耀邦同志的灵车安全进入八宝山公墓的任务。报告由杨尚昆签发，赵紫阳圈阅。
下午2时，李鹏找来了他的亲信、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要求袁木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密切关注这次学潮的发展势态，并在必要的时候代表国务院讲话。李鹏对袁木说，“这件事我已与依林同志商量过。从今天起，你与何东昌同志、曾建徽同志集中精力主要做这项工作。”
4时整，在李鹏辨公室，召开了由李铁映、罗干、袁木、何东昌、曾建徽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等人参加的会议，李鹏说，“开一个短会，找你们来的意思就是如何处理好这次学潮。各位从今天起要集中精力做这一工作。一定要密切注意学潮发展的动向，在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一定要及时揭露真相。这方面，北京市将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赵紫阳《改革历程》
赵紫阳在书中也对李鹏下手“真快”感到惊讶，在李鹏支持下，“北京帮”极力夸大学潮的严重性：
4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裡，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就找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彙报。
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彙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 ”，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麽几个孩子搞“官倒”呀，什麽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麽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 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在日记中对学潮初期有很多介绍和描述，可以说“面面俱到”，看得出李鹏想通过这样的文字和资料“把事情说个明白”：
4月17日，经过五天的对日访问，日程很紧张，我虽然已经相当疲劳，但仍决定去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徵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桉稿的意见。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周谷城、丁石孙、雷洁琼、孙起孟和陈明绍在会上相继发了言。发言都是围绕小平同志在最近一次就教育问题的谈话，讨论对教育工作看法和意见……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着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学生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心裡顿生疑问：这是为什麽？是不是人民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我想起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广大军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自发送花圈。那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针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来的。现在党中央和政府执行的是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与“四人帮”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党报为什麽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更多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下午，秘书送来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简报，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世的态度。北大有的学生反应相当强烈，政法学院有200馀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说是看了人民日报才来的。10馀名外国驻华记者前来拍照、录像和采访。“美国之音”对学生游行迅速作了报道。在北京已大有再度发生学潮之萌芽。
4月18日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裡。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夫人李昭对我说：希望把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这是他五十年代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时期，亲自倡导、亲自培植，在鄱阳湖畔建设的一座农垦城市。他对这片土地和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昭又代表家属提出，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遗体公开开放两天，供人民群众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衹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製造溷乱的人以可乘之机。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 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佈，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通知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李昭同志与我在北京共事多年，她担任纺织局长，我担任电力局长，经常在一起开会、议事，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段困难的岁月。她是一位忠厚、善良，又讲原则的老大姐。此时此刻她悲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为什麽她提出瞻仰遗体这样的要求，却又令人不可理解。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 3000馀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求中央对1986年反自由化决定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到晚上23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
次日清晨零时20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晨4时 2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新华门发佈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
4月19日，安全部长贾春旺来反映北京学生的动态。他亲自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去观察，学生一面游行，一面互相打闹，开玩笑，高唱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莫回头”，看不出学生对耀邦去世有什麽悲痛之情。这引起我的警惕，说明学生游行悼念胡耀邦是在做戏，与当年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发自内心悲痛的心情，不可同日而语。到晚上，形势又紧张起来。今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政府的三条通告，天安门广场的人比昨天还多。到晚上，新华门前聚集约有2万多人。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警戒线，在新华门前喊出“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等等口号，并散佈大量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北大学生王丹向全国人大递交请愿书，公开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等七条要求。
4月20日上午，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并讨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会谈的方针。赵紫阳说，耀邦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这个观点我赞成。我提出在悼词中增加一段话，肯定耀邦关于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的观点，他主张青年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都是正确的。我的意见被采纳。常委会通过了这一悼词草桉。
常委会还讨论了昨天晚上学生冲击新华门的事件。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学潮的性质正发生变化。冲击中南海，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同志，已超过正常悼念活动的范围。为防止学生再次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政要害部门，常委会决定，今晚开始对西长安街採取交通管制措施，把闹事学生和群众拦在府右街口之外，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乔石同志提出，要把学生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常委会正式确定由乔石、温家宝、李铁映负责追悼会前后的学潮，维护社会正式秩序。赵紫阳说：处理学生闹事方针定了，第一线同志全权负责，难免有不周之处，出了问题，集体负责。赵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处理学生闹事的方针是：“衹要不高打砸抢，就不採取行动。”我针锋相对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活动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大多数学生尚处于中间状态，但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党中央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的真相，把学生、工农和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很遗憾，我的意见没有为赵紫阳所重视和采纳。这是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而且是在常委的正式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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