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与现场读者互动。
应上海“九久读书人”、99网上书城和塞万提斯学院、中国社科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邀请，具有西班牙及秘鲁双重国籍的文学大师、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6月12日到达中国，先后访问上海、北京。
6月12日下午，略萨在上海戏剧学院参加了其作品出版者为其主办的作品朗诵会，现场朗读了他最喜欢的作品《酒吧长谈》片段，并与作家叶兆言、孙甘露及喜爱他作品的读者对谈、交流。上海戏剧学院教师王苏、李传缨分别朗诵了略萨的《绿房子》和《坏女孩的恶作剧》片段。作家王安忆等也参加了下午的朗读会。
略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了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他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推出两本略萨的爱情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坏女孩的恶作剧》。如果要他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作品，他会选《酒吧长谈》，这部书也将由99网上书城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略萨很热爱中国文化。他期待下次再来上海，并希望能在上海戏剧学院看到他的戏上演。
获奖后，我想逃到荒岛上
记者：您去年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您的生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些变化？您如何看待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狂热？
略萨：我的生活还是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很多人来采访我，我是受难者、受害者。大家觉得我可能要受到称赞。但我变成受难者了。很多人特别是新闻界根本没有休止地要来采访你，不让你好好地安静地生活，不让你好好地工作，总是有记者来问你。有些问题我不想回答，有时候我想逃到岛上去生活，在没有记者的地方生活。我也当过记者，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完全是受难者。这方面，我生活发生了变化。
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跟其他的奖项一样，比如海明威等都是众望所归，但很多情况下评委会搞错的情况也有的。第一个文学奖获得者是法国作家，你肯定不会看他的作品，我觉得也不值得读。那个人叫苏力布多隆(音)，是一个地下的作家。当时和他竞争的是托尔斯泰。但组委会就是把奖给了他而不是托尔斯泰。很多人完全是应该得这个奖的，比如博尔赫斯，但他没有得这个奖。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家采访我，我确实觉得有点难为情。托尔斯泰没拿奖，博尔赫斯也没有得奖，现在给我奖了，我有点难为情。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评委会也是人，有时候确实会搞错。不过我还是希望给我奖这个事情没有搞错。
记者：您以前接受采访时一直说，您70岁以后要开始写回忆录，您现在开始写回忆录了吗？还是在进行其他的小说创作？
略萨：关于回忆录，我已经写了一个了，叫《水中鱼》。是一部分，并不是把我所有生平都写出来了。因为我的生平还没有结束。也是生命历程的一部分。我曾经有三年里在政治方面比较积极，给我很多教训，有非常不开心的经历。但我在这三年里学了很多东西。原先我光想写关于这三年的政治生涯，但我写《水中鱼》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我不是政治家，我还是作家，所以我把那三年想当政治家的、跟政治有关的和少年时代加起来了，包括我的爱好，以及最初的时候作为作家的经历，我结合在一起了。也是一个回忆录。但只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回忆录以后我还会不会写。但现在我不会。我还有其他的作品要写，小说也好，戏剧也好。打个比方，如果我能再活很多年的话，我会写回忆录的。
作家被补贴，会丧失创造力
记者：今天上午您在讲座中提到您年轻的时候，同时代的很多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工作、职业，用业余时间写作。而您想用所有的时间来写作。现在来看，对当下的写作者而言，您更加支持业余写作还是支持专业写作？
略萨：我曾经想过100%的时间都写作，但不可能。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有专业写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吃饭不可能靠写作。要么你本身是一个富有的人，先找一个吃饭的工作，然后用多余的时间写作。我最多的时候做7份工作挣钱。我很年轻时就结婚了，19岁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必须要工作，要养家糊口。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广播电台也工作过。还有登记死人的工作我也做过。找到一个死人给我一份钱，那个钱很少。但我对文学的激情，哪怕做了7份工作，我还是找出了时间，工作完之后，星期天都写作。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能做这么多工作。
当然，现在我能专心写作了，这是非常幸运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现在很多作家并不是一定要叫他们去找一份糊口的工作再去写作，但很多情况是这样的，确实会碰到困难。你为了写作，为了使生活经历丰富，不喜欢的也要去做，写作是一种补偿，尽管做出了牺牲，但最后能写作也是安慰。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在打字机前坐下来，在周末用两天时间写作。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写作，战胜困难，你和周围的环境进行斗争，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激励。一个作家总是被人夸赞的话，总有固定的奖金或者政府补贴的话，我觉得会很危险，他的创造性就会丧失。你必须战胜困难，特别是使创作的精神能够发展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力量，是一种大的力量。
我并不是说所有人要为了吃饭的事情烦恼。但在生活中有一些困难，使得能激励你创作的精神，把你文学的爱好放在里面。很多好的作家，特别是一些杰出的作品，都是从苦难中诞生出来的。在非常舒适的生活下很难写出经典作品……
再次来中国，这里的确是第三世界的榜样
记者：很多人喜欢您的爱情小说，比如《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和《坏女孩的恶作剧》。接下来您还会写类似的那么精彩的爱情小说吗？
略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会写有关爱情的小说。爱情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你要写好的话，非常不容易。因为你要有独特的方式。因为很多文学作品都写过了。但不排除在我有生之年还是有这个激情可能会写有关爱情的小说。
记者：您是第二次来到中国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比较一下您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印象？
略萨：我是第二次来中国，第二次来上海。第一次是15年之前。非常大的变化。15年里，上海城市不光是大小的变化，而且是高度的变化，有很多的高楼，与天争高，更繁荣、更现代化了，看到的确实是21世纪的城市，而且是不断发展的、更繁荣的城市。从眼睛里可以看出来。原先我是听到，在来之前。到了上海，我发现我听到的确实是真的，在上海所发生的，在中国所发生的。整个世界都在说非常羡慕、非常赞赏，而且特别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还是有很多的困难：贫穷、边缘化、落后，有很多的问题。中国现象，特别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从发展、远离贫困来看，这个发展是可能的，你们是一个范例，特别是通过好的政策带来机会，使我们达到发展进步。这是我看到的。来之前，我也很好奇。“中国现象”全世界都在讲。特别是在秘鲁、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也在奋斗，为了发展在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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