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一哥胡锦涛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的畅想一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似乎很不给力。以最近为例，短短几个月内，从上海到江西、从天津到北京、从内蒙到广东，罢工、骚乱、爆炸、抗议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让人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这些极端事件，如果再和近些年来屡屡爆出的食品安全危机、上访血案、拆迁惨案、儿童杀戮案等一道，给人的感觉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积累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已经到了非尽快调和不可的地步。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胡锦涛对中国社会的清晰认识和前瞻性，说明中共高层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经认识到随着改革深入，中国社会治理将会遇到巨大挑战，认识到了建设和谐氛围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在建设和谐社会理念已提出数年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不仅没有变得更为和谐，这些极端社会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并呈全面开花之势，这对中共这个在人们看来几乎无所不能的唯一执政党来说也是一个莫大讽刺。在这样的趋势下，当局若不痛下决心，以猛药治病，则和谐社会之说不仅沦会为痴人说梦，严重冲击中共的政治诚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也早晚会出现严重的管控危机。
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个非常要命的事，也犯了其政治忌讳。所以遍观中共的官方媒体，对于所谓社会管控危机之说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从所见不多的负面新闻中，凡谈及以上群体事件，要么语意隐晦，让人不知所云，要么把这些事件看成孤立事件，极力淡化群体事件的社会性质。要么就如“环球”一样，顾左右而言他，在一番貌似中肯的分析之后，把这笔帐算到互联网身上----对于在防火墙后生存且本已脆弱不堪中国互联网络来说，这一指责让人感到一种危险的萧杀气氛。
诚然，对中共来说，对互联网的监控与审查也远不如对传统媒体的审查监督来得容易，互联网有放大舆论的作用也是一个事实，这对习惯于进行意识形态管控的中共来说是一个新问题。但另一方面，正所谓无风不起浪，如果现实中的中国社会政治清平，官民上下同心和谐一体，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群体事件，又如何会有如此激烈冲突的网上舆论？又何劳当局对网上言论敏感如斯？
以发生在广东的潮州、广州骚乱为例，把责任推到互联网身上就很不公平。在这两起大规模的族群冲突的背后，一个大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巨潮沿着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路径流动、激荡，给流入地注入巨大经济活力，给当地社会发展带来新气象。然而，当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的人们，闯入原来相对平静固定的生活画面时，缓解因城乡异俗、观念有别造成的冲突与矛盾，变得现实;当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为生存与利益产生矛盾时，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让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表达、正当权益得到维护，变得紧迫。在社会流动加剧、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时代，如何使不同人群和谐共处，携手融入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道新课题。
然而社会现实却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各种“新市民”政策在各地落地生长，外来人口需要享受均等化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进城”路远非坦途。户籍制度的门槛、用工制度的壁垒、利益呼声的沉没、讨薪历程的艰难、社会歧视的冷眼，有形无形地把“异乡人”推向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造成了“社会拒人、权利亏人、心理贬人、文化伤人”的“社会排斥”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主要工业化国家也经历过这种社会治理进程。从普遍采取“关门政策”到有序开放、从全面排斥到促进融合，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现在也纷纷致力当好“裁判者”和“服务员”，协调好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居民的利益，解决好不同诉求、不同文化的社群矛盾。这对我们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
排斥造成隔阂，更给社会留下深深的裂痕。也难怪有社会学家对此不无忧虑地指出，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尤其是当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成为历史，更崇尚独立精神、平等精神和自我价值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社会流动人口主体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管控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融合则和谐，排斥则俱伤，歧视更是没有出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政府一方面高呼建立和谐社会，一方面却圉于自身利益，也不敢得罪既得利益群体，在实际行动上正通过有形无形的制度正在加大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与认知鸿沟，以这样表里不一的矛盾心态管理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焉能不成为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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