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社会频发的个体对公权力的抗争事件，从内蒙古游行到抚州连环爆炸，这些来自底层的抗争对中国未来政局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校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的题为《走向变局的中国──和平转型还是暴力革命到了十字路口》文章。文章根据政治转型理论分析认为中国政治已经走到了“和平转型”与“暴力革命”的十字路口，来自中国底层民众近年来的政治参与和对公权力的对抗刺激起中国社会中间精英层的政治活跃度从而向高层执政集团施压，压力之下高层集团会分化，推进改革的派系可能会得到民众支持从而取得执政权力，从而推进中国走上制度改革之路，完成政治“和平转型”；如若不然，将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中国可能会爆发“暴力革命”。
底层抗争与腐败暴政同归于尽
2011年5月的中国政局继续在几个层面沿着近年来的轨迹变化，走向一场大变局。根据转型理论，一个国家政治转型是否出现不取决于宏观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而是被各种力量间的政治博弈所决定。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转型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底层民众的抗争导致中间层专业力量的政治活跃并采取各种方式对执政者施加压力，要求变革解决问题。当中间层努力遭遇打压和挫折后转而出现大规模政治风潮。面对问题和压力，高层执政集团分化。面向改革的领袖，试图响应并得到民众支持，取得主导政局的权力。国家正式开始制度变革。
中国民众近年来政治参与的主要特征是对抗式抗争的发展，反抗的频率、规模、社会成分、组织化程度和暴力化程度都急剧增加和发展。2011年5月，内蒙古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发生的连环爆炸，引起公众舆论强烈反响，并激发人们对中国问题和前途高度关注。这两个事件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政治危机局势的发展。
中间层开始行动维护社会正义
文章联系上文提及的两起典型事件分析指出，杨佳和钱明奇这类恶性暴力案件以及他们被广为称颂的事实表明，中国民众已经不再相信、也没有耐心继续在法律提供的程序中寻求正义，宁愿采取与腐败暴政同归于尽的方式讨还公道。而朝野关于内蒙古发生抗议事件的原因高度一致，都不认为是交通事故导致的偶发事件，而是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正问题的后果。内蒙经济发展中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和机会，多数人承担发展的代价和恶果。当民众穷尽合法方式无法解决问题时，就要采取不正常的方式冲击麻木不仁或者蛮横粗暴的权势者。内蒙抗议事件的特点在于中间层开始行动，走上街头维护民众利益。
中间层的抗争虽然不乏为维护自己个人和所在群体的权益，但更有意义的是超越自我利益而维护社会正义。自古以来，中国的中间层就在皇权专制国家的暴政面前维护民众利益。现代化开始后，中国的中间层又是一次次制度变革的发动者和推进力量。毛泽东的共产党革命一度通过政治运动成功地消灭了中国作为政治力量的中间层，但毛泽东刚刚病逝，到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中间层一直是推动中国政治进步、表达和维护民众利益的主要力量。
19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后，政治整肃主要是将各领域的领军人物从有影响的位置上清洗干净。这套战略确实有效地保证九十年代中国缺乏民众意见和利益的维护者。然而，由于缺乏制衡和反对，腐败不公造成的所有问题也都急剧恶化。胡温执政之初，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立依法治理的和谐社会的理念，激励新中间层通过专业活动维护百姓权益、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正、推动政治进步的热情，维权运动应运而生。这些在现行制度和政策的架构中行动的维权运动，在实践中遭到基层黑社会化政权的无情打击。维权人士不仅无法维护百姓权利，而且连自身的安全和尊严都不能保障。呼之欲出的高层分化
根据政治转型理论，文章指出，内蒙古这次中间层的抗争，最重要的是突破维权专业行动模式，走上街头。这是世界第三波民主化和颜色革命中普遍流行的和平开放转型进程的开端。其实，这本是中间层最有效地推动非民主政体转型的行动方式，但在中国中间层精英1989年后对“六四”反思时放弃了。内蒙古街头抗争的更大背景是茉莉花革命，这是明确将街头和平抗争作为推动政治进步的主要活动形式的政治实践。
底层抗暴和中间层街头抗争都已出现，转型条件中剩下的、也是呼之欲出的是高层分化。最近两年，高层在看待问题和寻求出路方面确实出现不同声音。一方面，发配到重庆的薄熙来唱红打黑，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回归毛时期共产党的治理方式，打造不变色的红色江山。另一方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倡普世价值，呼唤政治改革。这些萌芽可能导致十八大上出现变局。而更可能的情形是：街头抗争逐步发展形成政治风潮，最后撕裂高层。
最后，文章也考虑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如果高层不出现分化中国局势会怎样发展？那就不可能出现和平转型。如果没有和平转型而问题又不断恶化，那就剩下暴力革命一条路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说的就是：统治者将讲理镇压后人民就会采取不讲理的方式反抗，最终推翻腐败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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