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视片《中国》，周以当时曾让陪同他会见杨振宁的人“查查”，但是“记录非熟手，未记入”的解释给挡了回去。对于“蜗牛事件”，周则以事关中美关系大局为由，建议外交部进行调查核实后再作定夺。当外交部查明事情原委后，认为美方送“蜗牛”礼品并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恩来随即表示同意，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对江青在四机部批评此事的讲话不印发、不传达的决定。不过，为了照顾江青的面子，取消了从美国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计划。
对江青点名要他参观“黑画展览”的提议，周恩来也并不回绝，应邀前往。参观中，他神色不动，对画展中的各种影射诋毁的语言不置一词，让举办者碰了一个软钉子，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些实在过份的挑□，还是作了某种程度上的辩驳。比如，江青在参加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在谈话中当众给周的脸上抹黑，说：“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大概我们这里就是总理读过。”周随即以“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来回答，令江青讨了个没趣。
当然，周恩来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江青这样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东默许的缘故，反映了毛在政治上对他不放心。因此，只有设法打消毛对他的疑虑，才能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险境。为此，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方面与江青小心周旋，守时待机；另一方面则在毛最为关注的维护文革、反对复辟的问题上尽量站稳立场，利用各种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解除毛泽东的疑虑，对他高抬贵手。
还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周恩来因担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现文革初起时那样的天下大乱，曾向毛泽东建议对军队、党政机关和生产部门“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不过，他马上便觉察出此举对运动有“划框框”之嫌，将会招致毛对他更大的疑心。于是，他赶紧改变态度，在二月六日向毛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时，收回这一提议，表示：“目前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地各单位还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因此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心病所在的周恩来还刻意在政治上表白自己，与党内老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对文革不满，复出后所搞的“右倾回潮”划清界限，在报告中特意向建议让邓小平现身说法，说：“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政治局同志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让毛泽东一时不便再施以重手。更令毛不好继续往下做文章的是，江青一干人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了，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虽然用意是藉此向“复辟势力”─党内军中的老干部开刀，但打击面太宽了，搞得人心惶惶，不仅干扰了原定在外交上批透肃清周恩来影响的部署，而且把毛本人也给牵了进去。因为毛就曾批过不少条子，让在他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年轻女服务员去上学参军。这怎么能不让毛感到难堪和恼火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江青还对“走后门”的问题穷追猛打，在政治局会议上揪住叶剑英不放，非逼他检讨认错不可。然而，叶剑英也并不是等闲之辈，马上以守为攻，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自己，实际上告了江青一状。而周恩来则趁机在一旁为叶帮腔，对批“走后门”问题向毛委婉进言，说：“只研究 ‘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周恩来和叶剑英联手唱的这出戏，委实将了毛泽东一军，迫使他不得不在权衡利害之后，对“走后门”的问题有所表态。在毛看来，江青实在是有勇无谋，虽说贯彻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很卖力，却脱裤子放屁，在“走后门”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大动干戈，不分青红皂白，四面结怨树敌，实在太蠢。用后来毛自己的话说，这是在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作者注），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况且叶剑英是毛掌握军队正需要倚重的人。此外，毛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周恩来充当好人而他自己当恶人，得罪党内军中为数众多的老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约束一下江青这种打击面太宽四面树敌的搞法，同时在政治上作个顺水人情，拉拢一下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二月十五日，毛对叶剑英的检讨信作了批示，表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随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专门发了通知，要求对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要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实际上后来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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