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茅于轼接受了多维记者的采访，他对中共的历史功过、所面临的危机、历代领导人以及中共能否再走十年等问题一一作了解答。他认为，回顾中共90年的历史，需要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前30年可讲的事情不多，主要是中共执政以后的60年。对于这60年的功过是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评价。而茅于轼的判断标准是，对生命权的保护。而在此之前，他也曾高调地表达这种观点----“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
（茅于轼，经济学家，《零八宪章》签署者之一，因屡屡发表批评中国政府政策的言论而被舆论认为游走于体制之外。他要求重新审读毛泽东的观点也曾引起轩然大波，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更是提出“公诉茅于轼”的口号，使其成为中国的话题人物。）
茅于轼对多维记者表示，在1945年以前，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很有限，转折点发生在抗战胜利以后的4年里。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成为了中国的执政党。作为执政党，功过是非自在人心。不过，茅于轼认为，中共在执政的时候，由于政策的错误，导致在全国范围内死亡很多人。而抛开这一点，其余的方面都是次要的。中共十几年来一直强调GDP，虽然这很重要，但跟人的生命比起来，这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他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即1949年到1979年，由于中央政策错误，导致死亡大约5,000万人。
在茅于轼看来，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抗美援朝。他回忆，中美在二战期间是同盟军，是一个战壕的同志，共同与日作战。但是仅仅过去5年，中共便调转枪口和美国人开战，发动了抗美援朝战争。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并没有侵占中国一寸的领土。而整个抗美援朝三年战争，中国死亡140万人，伤400多万（2010年中国官方公布朝鲜战争阵亡的中方官兵迄今为止确认共183,108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方参战部队共阵亡40万人）。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毫无意义，因为韩朝还是那条三八分界线，中国也未得到一寸土地。并且从此以后，美帝国主义就被宣传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了。设想如果没有抗美援朝，中美关系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紧张。
不过，茅于轼也同意，在改革开放后，中共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脱贫了几亿人。而且现在中共已经管理中国几十年，执政经验非常丰富，在面对各种危机时，创造机遇，将国家重新拯救。但茅于轼同时指出，有时中共高层在政策的执行上，缺乏一种长远的眼光。比如，目前，中国的现状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越来越低，而高层的政策是靠宣传、唱红歌，但是政党执政地位的根基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如果做不到这点，宣传也只能是一个应急的办法，起不到长期的作用。
茅于轼进一步指出，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更深层原因是，中共高层对于中国方向性的问题还没有把握好，是继续选择毛泽东理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回归到马克思理论，或者是使用主流的普世价值，都没有明确的判断。而茅于轼则更倾向于普世价值，“不然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是格格不入的。就像全世界都认为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是三大杀人犯，而我们却把毛泽东像挂在天安门上，这个价值判断就出现了问题。要知道中国模式并不是毛泽东思想。”在对待毛泽东的评价上，可以看出茅于轼的回答依然是他在自己所写的那篇引起很大争议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中的态度，即毛泽东是“祸国殃民总后台”、“将国家领至崩溃边缘”等。他也因此文被中国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视为“汉奸”之流，准备提起公诉。
茅于轼认为，中国需要改革，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肯定是党内的改革。因为目前在中国的政治生态是党外无党，没有有实力的政治力量对共产党制衡，所以一党执政的现状不会改变。茅于轼对表示，他对中共的建议是朝着普世价值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共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那就是普世价值。否则中共等不到再十年，中国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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