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深谙中国问题的专栏作家白赛克（William Pesek）近日题为“女性是中国‘老男孩俱乐部’的解毒剂”（Women Are Antidote to China’s Old Boys’ Club）文章称，基于中国男女比例逐渐失调、贫富差距的逐步拉大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与日俱增等现实，中国政商界亟需更多女性融入，以避免中国经济和政治未来陷入停滞。
男人是否主宰世界，这有待辩论。但是，不容争辩的一点是，性别歧视绝对不只是不公平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还是一门糟糕的经济学。
而男人主宰世界的观点尤其在亚洲最为凸显。日本和韩国女性的职能尚未充分发挥，无论这对经济增长造成何种限制；菲律宾女性大多是走出国门在国外向家里寄钱，维持着菲律宾低效率经济；印度等国的“重男轻女”思想致使针对女性胎儿的人工流产有增无减；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则正趋“伊斯兰化”，迫使当地妇女将自己掩饰起来，并从公共生活隔离开来。
中国女性地位的影响就更为突出，且不说影响有多么沉闷。40多年以前，中共领袖毛泽东曾宣称：“女人能顶半边天”。这句话如果放在现在更多地只是一种向往，而非事实。在中国政界和商界，女性代表屈指可数。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女性在政商两界的代表额及角色有所提升，这就更能支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眼下正值中共庆祝建党90周年，中国经济越来越多的风险迹象开始显现。
在政界，女性的身影几乎可以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讲可以归因于一个国家的某种传统：政府和商企对于容纳那些腾出时间养育孩子、照看家庭的妇女还不够灵活。而在中国，一个人若能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就意味着此人的职场生活和酒水宴席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当过省长和市长的女性屈指可数，当前31位省长当中没有一位女性。而在美国50各州，当选州长的女性已有32名。其中，在奥巴马21人内阁中，女性阁僚就占到6位（比如支持率盖过奥巴马的希拉里国务卿）。在法国，15位部长当中，女性就占到5名，例如刚刚当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拉加德。而就温家宝领导国务院当中，女性有4名。
从中共权力阶层的女性比例来看，中国男女平等取得极大进步，参政议政的女性代表和委员的比例相对有所变化。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女政治强人有那么几位，如清朝的慈禧和隆裕，民国及以后的宋氏三姐妹当中的宋庆龄和宋美龄等。而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首位最强势女性政治强人就是毛泽东夫人江青，此人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中国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
最近的女性政治家非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莫属，她在同美国的经济和商业谈判中以“铁碗”著称，被美方视作值得敬畏的谈判家和外交家。现在中共职位最高的女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不过，刘延东所发挥的作用不那么受关注。对于大多数中国来讲，谈起刘延东，大家的首要仅有的印象莫过于“她是位女性政治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江苏人。预计未来颇受关注的中国女性莫过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夫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彭丽媛。
从当前中国政府的相关数据和官职看，中国男女平等确实凸显极大的进步，女性参政比例也有所变化。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大当中“女代表”比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一直维持在21%左右。 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女委员”数额就更少，所占比例不到18%。
而从中国参政渠道之一的公务员考试系统相关数据显示，在2009年报考公务员中，大概总人数是21,800人，女性只占7,600人，我们总录取了1,078人，录取的女性只有302人。有2011两会代表称，这样的女性参政从基数上就比较低，在这种低基数的情况下，会影响女性领导的结构比例。
在商界，性别歧视不是什么大问题，不会影响到股票估价、公债利息或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等。但是，有关性别歧视的负面影响已被低估，尤其是当考虑到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难易程度。发展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将“女性权力”同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高额利润、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产出的增加以及人口比重的良性发展联系起来。如果一个正处于工业化的国家忽视女性，那么这将无异于将自己束缚起来，不利于同他国的竞争。
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贫富差距正与日俱增，中共若忽视女性将是不明智的做法，势必会煽起社会动乱和反共情绪。但是，从发达经济体视角考虑，中国社会的性别议题很少被关注。西方国家一直以来更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城市发展、人民币汇率等。而考虑到目前美国经济的疲软和欧洲经济脆弱，尤其是欧元区部分经济体债务危机，眼下亟需中国加大购买国债的力度。所以，当前国际形势充斥着某种不良征兆，要想避免这种征兆，就需要中国将重点放在经济的战略增长方面。
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女性在商界的地位有所上升。总体来看，私有企业的女强人比公共部门的女职员更成功。就最新公布的全球富豪榜，那些白手起家的世界19女富豪当中，中国女性就占到6名。而中国男女比例的失衡给中共带来巨大挑战。
据估计，再过10年至2020年，3千万及以上中国婚龄男性将无法找到各自的配偶，社会学家将此种现象称为“睾酮过剩”（testosterone glut），由此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将不可估量。所以，中国“重男轻女”的观念需要做出改变，这可以说是“体制化的性别歧视”。
日本对性别歧视的“体制化诟病”已采取应对举措。最近一周，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强制性规定，将在政府公职当中，增加更多女
性配额。但是，在日本这样一个由男性势力掌控的国家，一些老资格高龄男性宁可在政治上有所失分，也不会容许“更多”女性进入政府和国会参政议政。
中国要想避免出现困扰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停滞现象，就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允许更多中国女性融入政商两界。这样可以避免中国政商界成为一个“老男孩俱乐部”。而且，基于中国充分的人才储备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新兴人才的融入可以帮助中国领导人为将来做好规划，从而为全中国13亿人民营造一个更加平衡、更富有活力和可持续的经济与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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