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死了，上刑场时，老百姓却拿大菜梆子往他脸上扔……
谭嗣同是慷慨就义的。但是菜市口斩“六君子”可不是像后来电影拍的那样老百姓对之报以同情，而是拿大菜梆子往谭嗣同脸上扔啊，鸡蛋是舍不得，大菜梆子有的是。恨死他了，改革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张口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可是不行。开中国风气的这几个人真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容易，包括李鸿章。这得承受多大的压力一步步走？曾国藩也是，但是他的“中庸之道”搞得好，镇压完太平军之后他辞官不干了，他想：弄不好什么都没有了。
曾国藩这个人他有几个字啊，其中第三个字“早”，早点起来。第四个字“扫”，是扫地。他不能用别人给打水，他自己倒水，这就是夹着尾巴做人。我不让别人找着破绽，明哲保身啊。他真是懂得宦海浮沉、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但是后来大清国越来越衰败了。后面说如果李鸿章自己能否独支危局？不行。为什么？因为国家的生命力不行了，国家生命力就是近几年西方的一个国际政治理论，就是国家的生命力像一个曲线走一个S型，一开始发展很快。到后来慢慢的慢了下来。这是国家的生命力不行，国家的制度已经不行了。李鸿章难以力挽狂澜，所以中日甲午战争又战败了。甲午战争1895年1月12号那是一个历史的刻度。这个历史的刻度标志中国开始走向了封建帝制的尽头。
（二）“戊戌变法”康、梁、谭最大的失策就是直接挑战西太后的核心利益，本来西太后开始是支持变法的。
“戊戌变法”的推动者也都是很有才华的人，还有那么多的背景，他们最后决策的时候孤注一掷，寄全部希望于袁世凯身上确实是失策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出身都是秀才，他们没有更多的政治经验。戊戌变法康、梁、谭这些人做了一个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挑战当时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西太后开始是支持变法的，如果西太后不支持变法能有那个6月18号的变法吗？西太后是何许人也，她不是一个退休的老太太，她一直控制着政权呢。那个时候要是拥戴西太后做为变法的主将就好了。
袁世凯是知道戊戌变法的隐情的，要不怎么说袁世凯聪明呢？他1859年生人，后来一直在官场上混着呢，官场上的这些东西他熟悉啊。绝对不能挑战以西太后、刚毅为代表的满族贵族的核心利益。你可以改良嘛，你哪能把他们一下子全架空呀？他们确实是变法的阻力，但消除阻力得慢慢来。兵法讲究迂直、虚实、奇正，把兵法用到现实当中的官场上，是很有味道的。你可好，恨不得像牟其中一样一下子把喜玛拉雅山炸出一个五十公里的大口子，让印度洋暖风吹来。那么青藏高原是好了，东南五省就成泽国了。
戊戌变法的那几个文人秀才做了一个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挑战满族官僚的核心利益。很多人把这事的失败归结为荣禄和袁世凯的两面派，现在看来不只是他们两个，就算是换了别人也会倒向西太后。这事说明什么呢，就是以西太后、刚毅为代表的满族统治的核心利益你不要捅，不要挑战他，你可以在他允许的范围内去做方方面面的改革。你比如成立京师大学堂、编练新军、迁都、变法维新等等，这都可以，但你别挑战核心利益。光绪是翁同龢的学生嘛，从宫廷长大的，他的统治经验也不丰富。变法的时候不是把六部堂官一下都给撤了，一撤之后他自己没办法善后。康、梁、谭那些人更没有政治经验，是他们找的袁世凯。为什么找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军权。我们假设历史往回走，如果不挑战核心利益的话，袁世凯还是会支持变法的，因为袁世凯是变法的直接获益者。但是你挑战核心利益了，袁世凯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一定是站在西太后那边而不站在康、梁、谭这一边。戊戌变法的失败本身就是戊戌变法的推动者策略的失误。
（三）“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等都跑到日本使馆去了。日本政府对维新人士持一种同情与支持的政策，陈天华、邹容、蒋介石、何应钦、汪精卫都是在日本学习的，国民党也是在日本成立的。
社会革命也好，改良也好，近代日本对近代中国都有重要影响。实际上谈起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影响很大。举个例子，“共产党”这三个字就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特务”也是从日本来的。近代中国现代化受日本的影响太大了，这是一个。第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支持康梁变法，支持孙中山革命，支持中国反对沙俄，这都是日本干的。为什么日本既恨中国，觉得中国越弱越好，反而在有些问题上支持中国？这里面有一个培植亲日派的问题。“夺其心”，明白吗？日本就是这样，陈天华、邹容都曾留学日本；国民党是在日本成立的；蒋介石、何应钦、汪精卫都是留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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