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针和原则的人都知道，中共一直奉行“党领导一切”，其主要根据是中国的事情高难复杂，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无法有效解决各种问题并推动中国前进。
而外界的解读则包括“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思维动机，抑或担心控制不全面而导致逐渐丧失执政权力，等等。
笔者以为，另一主因是中共当年靠严密划一和深入基层的组织结构，成功战胜了国民党，于是建国后习惯地对此加以因袭，并在1957年后发展到要“领导一切”。
从逻辑和哲学的角度看，试图领导一切往往导致一切都难以领导，什么都想管反而于事无补。还不如有的放矢，收放自如，吸收中国传统智慧如“无为而治”的境界追求。以退为进，退一步海阔天空。
于是“领导一切”并非就意味着各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万事大吉。正相反，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反复证明：“领导一切”可以导致在党和党的领袖犯错，甚至出现重大失误时，整个国家民族对之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纠正；“领导一切”更可以成为腐败滥权者的保护伞和挡箭牌，使得权力丧失有效独立的监督和调整。
也正是因为“领导一切”，导致了许多不正常的政治禁区和敏感，为国家民族以至执政者本身都增加了过分沉重的包袱及成本。譬如在许多现代民主法制国家，不同意甚至反对某一政党及其政治主张，是常见的合法现象，无论该党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除非一个政党的主张和举措可以永远正确，否则遭受到政治对手及民众非议批评，甚至反对挑战，完全无可厚非。
笔者非常赞成国家在和平建设时期，各行各业应以有关专业人员或专家进行管理运作的主张，其政治倾向不必以是否与党一致来裁判，而应以遵守宪法、理性、爱国及行业规则为准绳。只有这样，才能催生国家发展的宝贵张力和民族的创新力，也一定可以逐步解决高难复杂的问题。一个国家民族的成长其实一如个人，总是靠他律介入是不正常、少出息的，只有自律自强，兼容并包才会真正大展宏图。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在国与民，党与法，左与右这三对重大关系处理方面，在下一步改革路线图上，应积极推动“国退民进”，“党小法大”及“左右交集”这三大策略，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赶超，提供更多新鲜血液和强大动力。
“国退民进”就是从法律上完善对民有产业及资产的保护，资源共享和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合理，大力推动民有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在合法健康轨道上的大发展；另外，不少国有企业往往是权钱狼狈为奸的腐败滋生地，及利益集团试图绑架和左右国家政策的超级平台。于是对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应采取“少少益善”及精兵简政原则。
“党小法大”即党可以考虑对各专业行业，甚至包括政府执行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逐步放权，而与政治协商会议更紧密合作，专心于大政方针，国防外交等主项。政府必须直接向人民负责，人大必须直接对人民开放，并鼓励其在法律框架下的自主发展，以及党、政协、政府、人大、舆论及民间的相互制衡监督。
“左右交集”指应该解决中国近现代历史过程中左右两派可以被强制平衡，但却很少交集合作的怪现象。譬如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两次短暂合作，都曾经谱写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推动历史，共御外侮的灿烂篇章。但可惜在大多数时间，左右两派都如遇死敌，号称真理只在自己手里，不拼得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结果往往是“亲者痛，仇者快”，徒遭外人耻笑并乘虚而入。单元政治心态及手段弊多利少，导致内部严重缺乏“君子政治”，乃值得所有中国人反思猛醒。
只有大胆推进改革，中国和中共才能把命运更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上。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