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周采访了自称“平民教授”的高放，高放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时期的元老，1981年他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博导，因为在学术界的敢言，“高放”的名字被同行解读为“思想高度解放”。他在此次采访中提到了正在被人们逐渐淡忘的政治界的“陨落明星”于幼军，让于和他沉寂时的书写的红色作品《社会主义五百年》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综合媒体7月1日报道，今年4月，曾有一套140万字的三卷本《社会主义五百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书的作者，是中国的“政坛明星”、哲学博士于幼军。此书的题目就是在高放建议下成形的。
两年前，以“开明和改革”著称的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后，突然“出事”，消失于报端。而在这沉寂的两年中，于幼军天天在国家图书馆发愤著书，终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
政坛明星仕途多舛
中国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网站日前确认，于幼军已于去年12月出任该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按照惯例，这是一个副部级职位。而他身边的朋友则以“平静”来形容这位曾经广受关注的高官复出时的心态。
于幼军曾任职深圳市市长、湖南省副省长和山西省省长。2007年8月，于幼军从山西转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当时山西人颇舍不得这个从沿海改革一线到内地锐意改革、敢于担当，为山西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实事的省长。于幼军离开山西后，网上对其好评如潮。
而在文化部，外界也多认为其将在2008年的全国大人会议上被“扶正”为文化部长。然而，猜测落空，文化部部长由时任国新办主任蔡武接任，有关于幼军的说法四起。
最终，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对其作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但并未被开除党籍。一个月后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委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撤销了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现在，在“南水北调办”的网站上，复出后的于幼军在三位副主任中排在第三。南水北调办内部人士透露，于幼军现分管党委、财务和环保工作。于幼军平时参加内部的工作会议，但还没有主持过。由于任职时间尚短，他也尚未开始推行自己新的工作计划。
于幼军被“留党察看”时，正是他声誉达到最高点的时刻。他在媒体的眼中颇有善誉，在2007年的山西黑煤窑事件中曾主动检讨反思，亦被认为敢于承担责任。中央在将其调离山西时，评价于：“视野开阔，改革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强；敢抓敢管，作风务实。”
而这位政坛明星在从文化部陡然跌落之后，就一直销声匿迹，直到他到南水北调办就任。公众不禁要问，在这两年间，这位曾经的明星官员，到底度过了怎样的人生？
哲学博士发愤著书
在眼看着要冲向人生顶峰时，忽然跌倒谷底，这挫折需要多大的勇气去面对。但于幼军并未消沉，只是比以前多了几分淡定。在这段停职赋闲的时间里，于幼军在国家图书馆读书度日。山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吕日周这样评价他：“他把书本当作疗治精神创伤的良药。”
据《南方周末》报道，2008年10月，于幼军被处分十余天后，来到了位于北京紫竹院公园旁边的国家图书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不久即转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在国图给于幼军安排了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房子读书。
知情人士透露：“在没有复出前，于幼军的正部级待遇一直没有变，他还是党的高级干部。”在官员的任免中，待遇级别与职务级别间没有必然联系，即便是后者降低，前者也可能不发生变化，这一般被视为是一种安抚。
上世纪80年代，于幼军曾与他人共同撰写普及性政治读物《社会主义四百年》，一举成名。《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一版出来不久，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发现了这本书。当时团中央发文向全国共青团员和大学生推荐这本用“章回演义体”写的社会主义思想史。
不过，当时这套书只写到了“十月革命”。这次赋闲，于幼军就立志重拾旧著，修订原著第一、二卷，并续写第三卷。
于幼军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出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加之他的从政履历，积累了一般学者少有的政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他想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认真做一番梳理和思考。
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作《乌托邦》问世于1516年，距今将近500年。听说于幼军修订旧作并写新作，教授高放建议，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五百年》。
国家图书馆有一个立法决策服务部，除了为国家立法和方针决策提供文献支持和保障这一首要职能外，还为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决策者提供文献服务。接待于幼军来国图驻馆研读，也是国图职责范围内的事。
国图曾经为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资料文献的咨询服务。温家宝出访美国前，温办要求国图提供关于“和而不同”历史脉络的文献。李岚清副总理写书，秘书让国图提供很多有关民国年间音乐的资料。李铁映也曾短时期到国图研读，为了写一套书。
但像于幼军这样驻馆研读长达两年多的情形，国图此前还没有过。
国图立法决策服务部给于幼军配备一位咨询员张曙光博士，协助查找提供有关图书资料。于幼军跟张曙光第一次见面，谈了近一个小时，交待了他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思考和这次研究写作的意图，并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资料清单。
“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接近于幼军的一位人士说：“他跟我们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书读进去了，人也从困境里面走了出来。”
在国图读书写作期间，于幼军每天像上班一样，匆匆吃过早饭就来到他的“办公室”，埋头看书，做摘记。中午，他在国图的员工食堂打饭就餐。周末食堂不开饭，他到国图外面的庆丰包子铺买二两包子或饺子。后来，国图新开了咖啡馆，周末或节假日的中午，他就在那里花上18元，叫上一份“碟头饭”对付过去。馆长周和平说，于幼军的出勤率，比本馆干部和员工都高，因为他周末和节假日都在馆里“加班”。
于幼军通常到下午六七点“下班”，回到家就自己动手煮碗荞麦面、燕麦面，放个鸡蛋或广东腊肠将就着吃。然后就去游泳、打球或散步。他对朋友戏称：这两年过的是“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
张曙光说，于幼军在国图借阅的书前后有两三百种，文章好几百篇，这还不包括他从家里或别处借来大批图书资料，带到馆里他那间书屋阅读。
于幼军不用电脑写作，还是在大稿纸上“爬格子”。他写出一批，文化部文印室和国图的工作人员就帮他录入打印出来，他们还帮于复印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国图的工作人员感慨，如此之大的阅读量，两年多时间独自写出六七十万字的著作，没有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做到的，何况，他还是带着“创伤”写作。
于幼军的“走出来”，并不仅指他的内心，为了写书，他本人实际上也出去走了很多地方。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于幼军曾对朋友说，这两年多读万卷书没做到，但千卷书是接近了；而行万里路早已超过，十万里都有了。为写作《社会主义在中国》，于幼军到了十余个省实地查访历史现场，收集了很多一手资料。
《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写的是1919年到1965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这一段历史，陈独秀是其中绕不过去的人物。于幼军随即走访陈独秀的老家安徽安庆。
到了安庆，于幼军深为感动的是：当地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自发捐款建起了陈独秀纪念馆和独秀园。当地干部群众告诉于幼军，他们曾数次上报，要求将陈独秀故居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有关部门都没有批准，他们就自发筹资建起来了。
回到北京，于幼军就跟文化部有关同志说，为什么连蒋介石的故居都可以作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而陈独秀的故居就不批呢？“撇开陈独秀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和五任总书记不说，就是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也应该给他建纪念馆、把他的故居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呀。”
于幼军还到了江西、福建，走访调研当年赣、闽中央苏区的开辟、建设、发展以及红军肃反、江西苏区打AB团和闽西打社会民主党那一段史实及教训。他采访了当地的专家学者，收集到了一些难得的史料，在书中作了详细的披露。1984年中央调查证明所谓“打AB团杀的那7万人”，没有一个是AB团的，完全是冤案。
为了解开辟延安抗日根据地、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以及西安事变等重大史实，于幼军先后去陕西、甘肃、宁夏实地察看。他在书中写了正版党史没有提及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曲折过程：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和平解决的，他和一些红军将领开始主张杀掉蒋介石，在陕北建立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当时张闻天是中共的总书记，他和周恩来不主张杀掉蒋介石，和南京对立。张学良、杨虎城和美国、苏联政府也均不同意危害蒋的安全。毛泽东等原来主张杀蒋的领导人头脑冷静下来后也改变了态度。这一切因素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陕北和延安地区，于幼军还努力查证延安整风运动、瓦窑堡会议、“习仲勋反党集团案”等史实。习仲勋作为当年的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文革”前只是因为给小说《刘志丹》提了点修改意见，就被认为是“利用小说反党”，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受到长达16年的停职审查，“文革”中上万人受株连，遭残酷迫害。于幼军在书中评述道：习仲勋一案是“千古奇冤”，这种“文字狱”实在是“令明朝专办冤案的‘东厂’、‘西厂’也自叹不如，望尘莫及！”
为了收集红军西路军的史料，于幼军沿着西路军当年的路线重走了一遍。他去了当年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建“根据地”的地方，那里千里戈壁，连个山坡都没有，他奇怪：怎么会选这里搞根据地？
于幼军察看当时西路军与中央军委来往的电文，其中一封电报是让救援已处在绝境的西路军的红军部队在某时赶到某地。于算了一下时间，就是现在开车都赶不到，更不用说当年红军只能靠两条腿赶路了。那段史实于幼军反复斟酌，没有将其写进书里。
于幼军得知中山大学一位教授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蒋介石的日记，于是登门拜访了这位教授，向他请教、核实从蒋的日记来看，“九一八事变”后蒋到底有没有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得到该教授明确否定的意见后，于又继续从多个途径查核，包括看了张学良九十多岁高龄时在美国接受日本电视台的采访谈话和张的重要部属于学忠等人的回忆录，才把这段历史情节如实写进书中。
治史不避“敏感”事件
《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是《社会主义五百年》（原名《社会主义四百年》）丛书的第三卷。作为一部通俗的理论和史学著作，该书沿袭了前两卷所采用的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风格，聚焦于中国“五四运动”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40多年间的历史。
《社会主义四百年》初版距今已二十多年了，国内外学术理论研究有了很多新成果，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很多历史档案也解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也需要重新反思。因此，于幼军这本新书的写作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大动干戈”，收集整理资料和阅读图书的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
更关键的是，写社会主义在中国这一段历史，会遇到许多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要趟过一个个“雷区”，这显然需要作者具有很大的政治理论勇气和智慧艺术。
吕日周这样评价于幼军的这部新作：《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比如，第一回写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讲到在一大会议上，围绕党的性质、革命方式以及组织原则等问题，与会代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议，但最终照抄照搬俄共模式的意见占了上峰。据此，作者明确指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存在许多局限和缺陷，尤其是在组织原则上片面强调了集中统一，忽视了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这就“使党组建伊始就缺失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不可或缺的民主机制。这一‘先天不足’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文化、游民文化等结合，使中共无论在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又如，对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功过是非，历来众说纷纭。鉴此，于幼军在书中，充分肯定他在传播马列、筹划建党、起草制定党章党纲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推动国共合作以及领导工人运动等历史过程中所作的重要贡献。针对党内和学术界长期以来对陈独秀反对工农运动，犯“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的指责，该书的第五回专门作出分析回应。指出：这一指责有失公允。因为，“正是陈独秀，不仅领导、部署，而且亲自参加和指挥著名的‘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等影响重大的工人运动”。“陈独秀在领导工农运动中头脑清醒，对当时一些地方工农运动出现的过火行为及时批评指出，要求各级中共组织注意引导、纠正，以免授人以柄、延误大局，他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
再如，该书第九回、第十回、第十二回和第二十一回，分别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时期和庐山会议期间这几个历史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高尚品格，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和颂扬。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率先站出来，反对时任中央主要领导的博古等人推行单纯军事防御的错误路线，并与王稼祥一道力推毛泽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深明大义、摒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联蒋抗日，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延安时期，“总书记张闻天心胸豁达、作风民主，让大家讲话，允许不同意见争论，鼓励探讨问题。他主持会议研究问题，总是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决策，从不个人说了算，同时又保护少数，尊重不同意见，毛泽东戏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在庐山会议上，面对鸦雀无声的肃杀政治氛围，张闻天更是舍得一身剐，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强权抗争。他不顾别人的好心劝阻，大胆发言剖析“大跃进”错误，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党内民主鼓而呼，为彭德怀仗义执言。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历时上的许多“敏感”事件和问题，于幼军的书中多有涉及，并且显示出了力求如实描述和公允评价的勇气和智慧。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和“庐山会议”等场合多次说叶剑英把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等领导人的电报拿给他看：“南下，彻底解决党内斗争。”关于这份电报，中共党内高层和红军高级将领一直有不同意见。于幼军在花了大工夫查证红军长征过“毛儿盖草地”时那份张国焘的“密电”后，在掌握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在书中以正文阐述和加注的方式，把所能收集到的各种资料、各方观点和盘端出，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该书首先肯定。同时又指出了这场运动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书中披露，延安整风运动名为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实际上所学的主要是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及党内文件。在中央规定的22个学习文件中，竟然没有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著作仅有一篇，还是“由几段语录摘录而成”。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不仅伤害了大批热情投奔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而且使延安的政治生活从原来生动活泼变得万马齐喑。而反对教条主义的片面化、简单化，更是使原来思想活跃、理论创新的浓郁气氛荡然无存。”对此，亲历过这场运动的中共党史和理论权威胡乔木曾指出：“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人创新什么研究，要研究的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此外，“1943年确定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内、军内和群众间开始流行‘人民大救星’、‘红太阳’、‘山呼万岁’等，使个人说了算和个人崇拜由此抬头，乃至后来愈演愈烈。”
关于“反右派”，于幼军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资料，计算得出这场运动“错划右派比率竟达99.99%”，指出：“如此扩大化实在太离谱了”；关于“大跃进”，幼军摆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几组不同数据，指出：“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多万还是三千多万，那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
执政党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教训。”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地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于幼军毫不讳言地指出：毛泽东作为始作俑者和主要决策者，无疑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该书的第二十二回讲到：“一旦走上坦途、步入顺境，毛泽东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刚愎自用，奏起斗争哲学，酝酿折腾内耗。其中究竟，实难说清。”但于幼军也说，不能只从毛泽东个人的品质和性格上找原因。该书第二十一回总结“庐山会议”教训时，列举了以下四点：一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具体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并靠严密、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党规党纪予以保障；二是执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能理解或实际上变成只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是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要继续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和帝王作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四是领导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政党，要建设成为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政党。
大起大落，今后何去？
于幼军的此次复出表明，两年多前的处分期满后，他并没有结束政治生命，中央对其留党察看期间的表现，应属满意。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留党察看”的程度重于“撤销党内职务”，轻于“开除党籍”：在“留党察看”期间，尽管被处分者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若有悔改表现，期满后就可恢复其党员权利。
一位分析人士认为，于幼军的情况与其他“问题官员”并不相同。尽管于幼军被认为有“问题”而给予了处分，却没有触犯法律。所以，是按照党规党纪给予处理，“如今期满了，对他的工作还是要安排”。有评论认为这说明中央对高级官员既正视其问题，亦宽容惜才。
此前的2000年，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徐鹏航，被处分“留党察看两年”，并被撤销中央候补委员职务----这与对于幼军的处分程度相当。但当正部级的徐鹏航察看期满时，年龄已经偏大，只出任了相关行业协会的副职。
现在，既然于幼军的“留党察看”期已满，中央对他的工作也做出了安排。
生于1953年的于幼军，今年已经58岁。按照党内惯例，副省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为60岁，而正部级岗位则可延至65岁。这意味着，若于幼军今后只停留在副部级别，两年后便将退居二线或者直接告老。他这次出任“南水北调办”副主任一职，究竟是为其安度晚年而正名，还是今后看表现仍会另有任用，现在自然无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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