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将近，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庆祝正在进入高潮。当下，用政治正确的宣传报道追溯执政党的历史，似乎很容易，但另一个问题也许被忽略了：人们对党的“现状”欠缺足够的了解。
对党的“现状”的了解，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事实基础上的、理论化的透彻了解：现实中，党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党的运作效力究竟如何？党究竟在当下扮演什么角色？与过往的、历史的、国外的政党到底有什么不同？目前为止，无论是媒体界还是学界，无论是官方还是体制外人士，对这些问题都欠缺真正有价值的思考。
本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党员生活会上说，“增强忧患意识比歌功颂德更重要”。但增强忧患意识的前提即是对忧患有了解，哪里应该“忧”，哪里应该“患”，如果不了解，即使想有忧患意识，也找不到着力点。
现在，从最基层的村委会、居委会到党中央、国务院，忧患者大有人在，但这种忧患停留于感性层面。随便找一些官员，他都能告诉你他的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他对社会矛盾的忧虑。但是，每个人都在忧患他所知道的那一块，却没有人把大家忧患的东西凑在一起研究，并提炼出对现实的理论解释。
难道这是因为中国人偏重感性思维的传统吗？不是，是因为在更高的理性层面，我们缺乏真正认清现实的勇气。眼下的执政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有谁能告诉你？政治教材吗？马、恩、毛著作吗？还是海外出版的稗官野史？这些年，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看，除了一些在中国深入调查的国外学者，国内对执政党的研究一直没有太大突破。
一方面，对于官方学者来说，要实现突破有难度。中国的社会科学虽然时有技术性突破，但思想性突破，尤其是在敏感的执政党研究上，往往难有真正进展。另一方面，民间学者和一些媒体人，则容易将对执政党的思考简单化，他们过于偏向批判性，或者执着于用另一种政治体系作为参照。总体而言，很少有人真正对执政党的运作进行深入、仔细、客观的分析。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总结，原本是学者的任务。对于执政党的运作，如果学者也不能提供系统化的解释，公众也只能茫然，或者停留于一些僵化、肤浅的概念了。
现实的执政党和僵化的理论有什么不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很多学者将执政党的运作轻率地认定为“高度集权”，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很多政府部门恰恰是高度分权的，不要说一个县市，就是国务院各部委都经常出现互相推诿、扯皮，互不买账的现象，政令不出中南海都常出现。
就笔者个人在基层政府的观察，中国政府条块分割、互为沟壑的现象非常严重。理论上说，党委的作用就是按照党的部署统筹、协调，党委是权力中心，但是，党委指挥不了各个部门的现象比比皆是。各部门虽然不会公开不服从，但私底下各有各的方法，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毛泽东时代，高度集权的说法可能是符合实际的，一旦毛的政令从广播里播出来，全国都立刻行动起来，但现在，当需要执政党通过“高度集权”的体制将一项政令迅速贯彻的时候，却经常出现政令不通的情况。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治理的某些方面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农村就是典型例子。自从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尤其是农业税取消之后，中国农村很多处于事实上的“半无政府”状态，村庄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等都缺少真正有效的管理。事实上，执政党没有在农村高度集权，而是高度放纵。现在农村里，执政党的组织干部与农民毫不亲密，在某些地区，甚至互相隔阂、互有敌意。也许在农村去意识形态化是好事，但没有执政党去凝聚人心并组织公共管理，却不是好事。因为，正如公地悲剧原理告诉我们的，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强势主导，而执政党在农村显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种权力缺位是近几年农村问题严重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并不能完全做到高度集权。在某些领域可以，比如维稳、国家安全等，但在某些领域，它处于事实上的缺位状态。执政党还有哪些方面该集权却做不到，哪些方面不该高度集权却集权严重，这些都需要仔细研究。
我们对执政党的现状认识不深，还表现为对很多它在实践中创造的新东西视而不见。比如，中国的县域经济竞争制度。笔者认为，这是执政党在经济探索中的创举，但除了张五常等少数人之外，很少有人真正发现这个制度对中国的巨大作用。
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因，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意见。不少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完全否定执政党和政府的作用，这种看法有失公平，而一些整天鼓吹“中国模式”，理论总结却狗屁不通的人也令人生厌。对执政党在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作用，应该给予公正客观的理解和评判，这样，对执政党接下来如何进行经济决策才能产生有利的影响。
这些年，学者们都在谈论共产党的转变，一个最时髦的说法就是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型，这一说法太过宏观。还有一种说法是从革命型政党向现代型政党转变。这些说法对现实的解释仍然不够，事实上，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原有的制度存量也已悄然发生了功能转变。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制度，这两项制度不仅在议政上越来越趋于现代化，在凝聚社会力量，整合执政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上，作用更加显著。这两项制度的现实内涵已经超过了其制度设置的最初用意。
另一方面，中共不仅作为一个政党在转变，其内涵也已超越了政党的范畴，具有了某种想象共同体的功能。共产党在中国不仅仅意味着世俗世界的管理者、仲裁者和领导者，由于中国人“世俗即宗教”的民族特性，共产党还意味着一种权力意志，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这些都在影响中国人的生活。
近几年，正是因为看到了共产党在转型过程中悄然发生了内涵的转变，新儒家才会卷土重来。共产党的转型不论是走向西方化还是儒家化，总之是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却因为僵化理论的束缚未被鲜明地提出来。虽然共产党在实践上不断突破，比如从法律上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以扩大统治基础等，但由于历史原因，理论上仍未有重大突破。
现实需要正视。执政党的未来怎么样，既取决于我们对其历史的研究，也取决于我们对其现状的认识。要让中国的执政党变得更好，就要搞清楚目前的共产党及其运行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有哪些缺陷和失误，有哪些优势和创新，如果一切都模模糊糊、混沌不清，不是过度赞美，就是过度贬损，这对执政党的未来没有好处。
从现状来看，一方面，有人认识不到这一点的重要，另一方面，即使有人知道，也没有条件、没有办法或者没有勇气去搞清楚。党内人士怕说话，党外人士又不一定说到点子上，体制内学者不敢突破旧理论框架，体制外人士的发言似乎又偏批判性，缺少建设性，这就是当前的尴尬。对执政党的这种“认识困境”不解决，于国于民，均非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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