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工人同乡罢工要求加薪的事件频发生。一些专家和官员表示，当前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向“劳政矛盾”演变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为弱势群体工人维权的社会自助组织或将被工会“收编”。
受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影响，各地集体罢工要求加薪的事件时有发生，2010年，浙江省连续发生4起因企业职工要求增加工资引发百人以上集体停工事件。
“以前的打工者不知道什么法律依据，文化程度也不高，只要能比在家里种田收入多，也就满足了。要求涨工资也是单枪匹马，现在的企业职工对企业和老板要求很高，群体性要求加薪趋势越来越明显。”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工会副主席王茂荣说。
当农民工遇到工伤、拖欠薪等劳动纠纷时，浙江省各地10多个县市的企业以及杭州等地的劳动力市场、火车站一线农民工表示，大部分农民工的解决办法是“一找老乡，二找劳动局，三找媒体”。问及是否会寻求工会帮助，绝大部分农民工茫然地摇摇头。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怀忠表示，劳动关系和谐包括很多方面，核心是分配问题。分配问题处理不好，直接影响劳资关系。首先国家一些垄断行业工资收入已经处于失控状态，其次在社会保障方面，城乡隔离造成了实质性的差别。再次，工资公平增长欠缺公平机制，一线工人收入增长过慢，税收太高，都应该进行调节。
宁海县委书记王剑侯认为，首先是要从转变发展方式的高度去看待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充分运用各种社会资源、社会力量，主动疏导和解决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其次是工会组织的作用要得到充分发挥，要能够理直气壮地代表工人的利益，让广大工人群体有党领导下的“组织归属”；再次是强化工人维权的相关的制度、政策、法律建设。
虽然《工会法》把工会定位为职工利益的代言人，而在实践中，工会却只是起着居中调解作用的“第三方”角色。“应该将部分党政权力和社会资源让渡给工会。”浙江德清县常务副县长陈发瑶说，要让工会有影响力，必须要授权或者让渡一部分部分党政和社会的资源给他们，否则工会就是“弱不禁风”的。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总工会主席叶法明说，每年的工会经费要工会主席花很大精力去收钱，而且都收不足，如果能在体制上保障这笔工会经费，就可以由工会出钱派驻工会主席到企业，工会主席不拿老板的钱，当然就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去维护广大工人的正当利益了。
10多年前，浙江义乌劳资纠纷突出。义乌在2010年10月成立了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并且目前已经拥有包括机关、企业、学校等各种形式的3,400多家基层工会。截至2010年底，义乌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共受理投诉案件4,708起，调解成功率达93.6%；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225起，出庭诉讼代理317起；已为当事人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2,3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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