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历经26年漫长孕育的中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向社会开展的首次意见征集结束。什么样的患者应该强制收治，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收治归属医疗还是司法等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
6月10日，《精神卫生法（草案）》由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并开始征求意见，至7月10日截止。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参与讨论，另有多家专业机构递交了修改建议书。在征求意见期间，经调查发现，关于精神卫生法社会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如何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如何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等问题。
草案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即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衡平机构”提出，作为强制收治的适用条件，“扰乱公共秩序”容易被滥用，应予删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则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应予细化；来自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的专家则认为，草案确定的强制收治适用条件过窄，可能导致很多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
草案还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著名公益律师、深圳“衡平机构”负责人黄雪涛认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设计了监护人主导的原则，导致监护人权力过大。他建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有权委托监护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诉讼及异议权利。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则表示，如果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法律没有提供必要的解决手段。一旦争议出现，就需要医生做出选择，这存在一定困难。
目前，中国立法将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治归于医学范畴，没有把它归于社会或是司法范畴，这与欧美一些国家的法律有区别。对于这一点，各方争议非常大。
黄雪涛认为，草案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由精神科医生诊断确定，“这是一个结构性错误。”他建议建立异议审查机制。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认为，精神科医生只能提供专业的诊断和建议，至于当事人是不是应该被强制收治，应该有相应的法律进行程序上的规定。唐宏宇则表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患者实行的是司法后置，即先治疗，患者或者家属本人对诊断结果提出异议，经过司法鉴定，是则继续治，不是就放人。唐宏宇建议应设立独立的审核委员会专门处理异议。
同时，《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列入财政预算”的条文被医学和法学专家认为“形同虚设”。唐宏宇称“政府必须确保有足够的财政投入来支持法规的实施”，也有专家认为“必须明确财政投入的比例和金额”。
在《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意见期间，网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精神卫生法》将如何防止“被精神病”的事件再次发生，有网友说，屡屡发生的“被精神病”事件让我们看到，将一个正常人变成“精神病”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只有在精神病救治过程中坚持“回到医学”的原则，“被精神病”现象才可能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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