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吕贤修独家报道／唐紫蕙认为，这不是宽限，而是对自己告状的一种处罚。她先向研究生院副院长陈情，接着寄陈情信给研究生院长及校长：
“虽然我接受观察期的决定，但对这项决定的基础不满，希望校方对马祖达教授非专业的学术指导、不尊重学术自由、操控不平等师生关系、精神虐待及歧视展开调查。马祖达要求我钻研的4个领域：非裔美国人史、华裔美国人史、20世纪中国性别议题，以及美国史，都与我有兴趣的远东通商历史无关。我所修过的课，多数是A及A-，只有马祖达的课是B与B+。我不认为我的学术表现不佳，系所也应该考虑是因为她有辱指导之责。
稍前报道：是歧视还是能力不足--杜克大学博士生唐紫蕙被开除
1年观察期后被令退学
所有的国际学生都应该被尊重，我很后悔未将这些事提早告知校方。因为没有检讨任何关于马祖达教授的失职，希望系所能取消这项决定。如果决定无法改变，仍希望校方当面向马祖达解释清楚校方对骚扰的规定。”
2005年6月17日，杜克大学校刊Dialogue头版，一篇由研究生院院长席格发表，关于杜克如何吸引更多国际研究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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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05年6月17日，杜克大学校刊Dialogue头版，一篇由研究生院院长席格发表，关于杜克如何吸引更多国际研究生的文章
1年后，2006年6月27日，历史系教授汤普森（John Thomson）当面对她宣布退学通知。她回忆，当天汤普森语气强硬、态度傲慢，不愿听她说话，还建议她趁早回中国。7月3日，她提出申诉，信中指出：在重组论文委员会的过程中，校方指派助理教授罗兰（Alex Roland）协助，担任委员会主席。从7月到12月，她联络了17位教授。虽然她找到1位华人教授，并与自己研究兴趣接近，但罗兰反对，建议她找一位北卡州立大学，与她研究兴趣无关的教授，这位教授之前从未回她的信。过程中，罗兰不止一次建议她乾脆转学。
唐紫蕙认为，历史系有意制造阻碍。依规定，其中有3位成员必须来自杜克历史系，但他们明知系上只有马祖达有能力指导中国史，而且其他教授不但都已经知道我的事件，而且与她的研究方向毫无关系。
她说明，这个学期，她选修了2门课，分别得到A及A-。此外，2006年2月，她得到亚洲研究组织APSI提供的最高额度奖助金，赞助她回中国搜集博士论文材料，这些都显示她在进步。
然而，半年之间，她未曾得到委员会的学术指导，只在1月份与其中2位见过一次面。她写信给所有成员寻求建议，但只有1人回信。她向罗兰解释自己的处境，但他只是粗鲁地回应：这是你自己的责任。4月30日，她交出70页关于中国女性研究的硕士论文，但在接下来的2个月，系上毫无回应。6月27日，她回系上申请文件，准备利用暑假回中国搜集博士论文材料。当场汤普森教授宣读了系上的最终决定。
唐紫蕙质疑，系上知道她将在暑假回中国一趟，选择此时做出决定，似乎是有意让她离开后再也回不来。
综观这1年的观察期，她认为这可说是一场陷阱，目的就是将她逐出杜克大学。她在陈述信中强调，做为一名外国女性学生，在以西方男性为主的校园权力中挣扎，她感到特别无助。“我不接受退学的决定，我希望校方再度对马祖达教授的失职展开调查，撤回歧视性的观察期决定，并要求汤普森为其傲慢的态度向我道歉。”她说。
2006年7月31日，唐紫蕙参与研究生院的会议。同日，研究生院副院长贝尔（David Bell）就退学的决定对她提出解释，信件摘译如下：
“这封信是回应我们上周的面谈，当时你向我解释了你的处境，希望有机会申诉。你有3项请求：希望校方授与你硕士学位，并恢复博士班学生的身份，希望校方调查马祖达教授对你的不当处置。
对此，我想说明：关于硕士学位，在杜克大学，想获得硕士学位，必须通过毕业考，并缴交研究报告或论文。但你的论文指导委员会，已经告诉你，你的硕士论文无法被接受，因此校方无法授予你硕士学位。
我已经与历史系研究所主任谈过，他表示，根据系上教授针对你过去学术表现的集体评估，你无法成为成功的博士候选人。我尊重他们的专业评估，因此无法改变他们的决定，否则只会造成你想完成博士学位，但无人支持你的为难局面。
至于你所提到马祖达教授对你的骚扰及歧视，让我提醒你，杜克大学将这类事件视为严肃议题，并有完整的申诉管道及程序，你可以与校方平等委员会联络。祝福你在离开杜克大学后仍能有成功的人生。”
积极上诉消极等待
一年多来，唐紫蕙独力与校方周旋，本想将事件保留在学校内。但由于未得到公平处理，并疑似遭到蓄意拖延，她随后发起网路连署陈情活动，将事件公诸于世。在说明上述缘由后，她对表示，此事件本身是复杂的，但研究生院把事件分割成两个议题。关于学术能力评判，目前暂时决定尊重历史系早先的决定。至于个人间有无歧视或不公平对待，则交给校方平等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我的要求，学术与歧视，是一体的事件，校方不应分割。”她认为。
骚扰、歧视与学术要求如何界定？她回答，种族歧视的研究本身就是敏感的，在两人的互动间，种族更是个敏感的话题。比如刚入学时，双方谈好研究中国经贸历史，但事后，马祖达单方面要求改变为研究19、20世纪交界，中国知识份子对黑人的歧视，后来又改成密西西比河流域华人对黑人的歧视。
她指出，从研究方法而言，应该是先有史实，然后讨论想法，然后命题、搜集资料。但马祖达的作法是，先命题，假设问题存在，再找史实证明假设。研究方法有误，加上没有证据，她不接受这样的观点。但在师生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接受这样的题目，除了违反学术自由，她也失去选择权。“研究这种题目，作为中国人，实在觉得很难堪。我热爱中国，但我无法直说。”她表示。
数周前，唐紫蕙与中国驻美领馆联络。领馆收到资料后表示，将做进一步研究，再决定如何提供协助。而经过与平等委员会面谈，工作人员表示，依规定，学生申诉歧视事件，如果事发超过1年，无法受理，并建议她要有心理准备，或许将无法得到调查。对此，她认为，这整件事，她在1年前就已经对研究生院提出，但未得到任何调查，所以应该由研究生院承担延误的责任。她要求以特殊个案处理，目前她仍在等待进一步消息。
唐紫蕙洽询国际学生办公室后得知，她的F1签证，很可能在开学后失效，无法继续居留。目前她仍在等待答覆，遇到这种状况，还能待多久。
她认为，“在我还没得到事情的结果之前，你们不能这样要我离开，这是不公平的。”
事件发生一年多以来，因为父亲身体不好，唐紫蕙不敢让家人知道，也因此暂时不愿用真名。她补充，这段期间，有人建议她找律师，这也是她目前需要的。虽然长时间以来，她都是一步步按照学校的规矩来处理这件事，目前也还是倾向能在校内解决，但她仍希望有人能提供法律建议。
她认为学生在与导师间不平等的关系中，是弱势群体。普遍来说，对外国学生有意见，老师与学校的评判，最后都会回到学术能力、语言能力。只有这样，校方才能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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