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说时强调，中国已经不是崛起中的大国，已经是“世界大国”；美国也正在变化，美中要跟得上变化，建立更实质关系。
马伦所谓美国也正在变化，指的应该是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就职演说中的宣示。帕内塔表示，他任内在紧缩军事预算的同时，仍将维系美军全球领导地位。其谈话与前部长盖茨的理念相通，盖茨在去职前不久的公开演说中主张，五角大厦今后不宜再建议总统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至亚、非或中东地区做战，美军角色与预算分配应该改变。美国3位前后任军事首长的说法一脉相承，并非代表美国宣告非战主义，但美国接受国防预算紧缩的事实，调整海外战略部署。
白宫宣布今年7月起将陆续从阿富汗撤军，既为情势所迫，也是为新的全球战略布局。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初，曾做出对阿富汗增兵3万的决定，结果面对的却是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以及毫无止境的战争。
如今美国陷入双赤字恶化、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高居不下与反战风潮高涨等困境，尤其两党即将开启明年的总统选战，逼使奥巴马此时必须尽速兑现撤军的承诺。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顺势给了奥巴马一个撤军的好借口，更何况《皮犹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民调结果还显示，近6成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军尽速撤出阿富汗。
整体来看，奥巴马总统宣布撤军，主要着眼于国内的政治生态变化。至于未来美国是否真不再派遣地面部队至海外作战，除了取决于经济情况和财政实力外，亦视美国在全球或区域战略安全布局的需要。美国今后强化预防性外交措施的同时，面对东亚、波湾或非洲地区可能爆发的战争，美国的参与恐仅限于展示海空力量，尽量防范区域冲突扩大至需要美军地面部队介入的程度。
去年春，美军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曾发表系列演说，他在分析美军参与阿富汗和伊拉克近10年的作战时，就针对美军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和功能，详细阐述了白宫今后派遣军队赴海外作战的的三大原则：首先是，武力不能成为总统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如果必须动用军队，亦应同时配合国家的其它手段及敦促国际共同参与。其次，美国只能在符合人道主义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换言之，美军参与海外作战常出现滥杀无辜的情况，因为激怒当事国民众而推迟完成战略目标，短为数月，长则数年。最后是，剧变的安全环境中，美国需要适时调整战略与政策，军事行动若无清晰战略，成功机率较低。
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其实让美国朝野省思与检讨了过去1 0年的外交政策。未来美国既坚持扮演领导全球的角色，是否仍有必要提升（或减少）干预国际事务的频率？美军介入的角色是否需要重新调整？两个月前，联合国安理会达成利比亚上空设立禁航区的决议，美国为此就调整了军事干预的旧战略思维，强调不会派遣地面部队，且将大部分的空袭行动交付北约负责。奥巴马在几次的演说也都提到，美国在利比亚比土地上未派遣一兵一卒，显示藉军事干预确保国际安全，已不是奥巴马最优先的战略抉择。
帕内塔声称，美国即使紧缩军事预算，也要维持美军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如果从去年迄今东亚安全情势的变化来看，帕内塔这句话反映的是，美国的战略会逐渐从“大中东”与“大中亚”地区向东亚转移，阿富汗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也因此会重新调整作战目标。盖茨今年在《外交事务》期刊撰文曾宣称，美军将来不会再复制类似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任务，其未来的作战对手将回到传统的国家军队。盖茨所指的传统国家，似乎隐喻把某大国的军队视为假想敌。
去年美国宣示将“重返亚洲”并“维系其东亚领导地位”，今年再展开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撤军行动，种种迹象都显示了美国战略目标置于东亚。美国这种刻意防范东亚出现与其相抗衡力量的思维，一旦面对其军事力量、军队结构和海外任务因国防预算紧缩而被削弱的困境，未必就能讨得便宜，何况目前东亚天空已形成非美军独占的局面，硬碰硬的策略势必产生双输的结果。
美国的海外战略布局，常因短视而做出错误的决策。1970年代的越战，美国投入近50万兵力，最后葬送近6万军人生命；阿富汗的10年反恐战争，超过1,600名美军战死沙场，但美国这两场战争，最终未获胜利。盖茨所说的“美军疲惫了，美国人民厌倦了”，短期内可能形成反对派兵海外作战的民意，但在维系美军在全球领导地位的原则下，美国会不会忘掉历史教训，重新回到另一场出兵海外的梦魇，恐怕没有人可以预言。
只是，马伦所说的“世界大国”，如何看待美军的全球新角色，又将如何响应改变中的世界战略大情势？台湾的安全还能继续寄望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保护吗？或者应该因应新情势改变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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