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曾荫权自上任以来，民望由高位插水下跌，至今，整个曾班子都成跛足政府，百事无成，一名满街，更不时要中央出手救命，方得收拾残局。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曾荫权过去在港英政府当二把手，表现虽不算出色，但也未如此窝囊!他为官数十年、管治经验相当丰富，为何会落得如此结果?这问题相信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难解之谜。
有人认为，香港现时的领导班子只有行政人才而没有政治人才，方显乱局。又有人指因为现时香港的高官以至领导者行政经验丰富，政治经验贫乏，要一下子港人治港，施展政治力量，还要在香港这个特殊的政治地域发挥，难度之高，较前朝的港督岂只多十倍!但我们若深入内里看看当下的政治文化，问题却不是没有政治人才，反而是在倡导民主自治的同时，却有一处死角，而这个死角才是真正埋藏着无形的心魔，把「港式权术」与「京式权术」结合，两者混为一体后，变了一套影响深远的「负面治港谋略」。
「负面治港谋略」的特点，就是把京式政治游戏香港化。要知道特首这一政治岗位尚未需要面向市民选票，故特首个人反而倾向是否得到中央祝福，但对京式权力微妙的变化，港官一众从不了解，形成了政治上的误差或盲点，而这误差或盲点并不可能透过现行的沟通机制得到明确打通。因为京式的权术由来都是暗示居多，这等暗示或许直接，又或许是由接近中央人士放风，若港府的团队视这等暗示如无物，就有机会犯上政治的大错，但要完全读懂来自各方的暗示，谁的是真正对?谁的表面对而内里错?谁的是今天错明天对?或今天对而明天错?港官实在无此智慧辨别。所以，便更有可能会用上港式的行政权术，去认知甚至拆解京式的权术。
最明确的表现，莫过于对中央的过份揣度。当然，这不一定是中央要求的意思，或是中央愿意看到的结果，而是揣摩乃中国式的政治文化，并且起了惯性作用，任何政事，总要揣摩一番，当猜到上级心意，便可得先机办事。而港官对京官的揣度却如入迷阵，但又基于自保的私心不可犯政治上的错误，唯有用港式的行政游戏----「责任向上转移」，以作回应。
甚么是「责任向上转移」?这就是把塬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变由上级来做最终的承担决定，目的是把握着自保的有利阵地，永远不会做上级认为是错的事。过去英国人统治香港，当然亦有猜度上级的行政文化，但并不严重，因英国人为了体现权力，不爱让华人官员决策，华人官员即使明知决定重大事件也有己方责任，往往都要把责任上移;明明懂得如何去做，都要等待洋领导白纸黑字指示，此为最安全的行政，这就是「步骤正确，结果对错不重要」，执行时便不用怕猜错上级的意思，只管做好步骤便成。
但用上此套谋略来管治回归后的香港，负面的问题便不断涌现。这种结合京港权术的港式谋略，即是本应由自己承担的重大决策，却因为要揣摩上级，但却又只可获得暗示，路线唯一能走对的，就是先行严苛，免得上级以为自己无力把井水之关，而犯着河水，故施政宽而讨好群众，迎合民心，必生大忌!
唯有先走吝啬之路，待得民间反对声音喊破了天，惹来中央关注，便可等到较多明示，如上级要宽，到时才放宽，这一定没错，总好过自己一开始便过宽，主动让反对者坐大，便可能犯上不可逆转的错误。而向上转移后得到上级明示，便能按着本子办事，这便变了只执行上级意志，自己一定没有错。所以政策推出后，常常要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目的是为求自保。这样的施政，予人朝令夕改之感，毫无逻辑可言，但其实内里却藏着一套私心甚重、不断卸责的港式「缩骨」劣行。
对「北大人」揣度，对大地产商逢迎(因影响力可及「北大人」)，最终是要「责任向上转移」以求自保，所有真正利民的政策，都要揣度别的心意，而先用损民之计，后再看看形势，结果造成施政混乱，激发社会矛盾。如果往后的特首都继续奉行这种权力游戏，让这种充满负面的谋略文化在香港官场生根，香港的社会问题相信会越演越烈，「一国两制」的精神也会由此断送!
作为香港的领导人，有本身应该担当的权责。若为了自保而作出这样短视的私心招数，而放弃了塬有中央赋予的施政责任，即使做到面向中央时不会犯错，也会愧对全港市民。在此告诫下任特首，要远离这种「责任向上转移」的权谋，好好强化自己政治决策的对确性，以及加强自己与中央的沟通能力，视今天的为明天的反面教材。下届香港特首，必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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