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重庆模式，已经成为解读当今中国大势的一个焦点问题。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精英阶层围绕重庆模式的争论和政治博弈，将不仅决定重庆模式的命运，还将决定中国模式的命运。
胡锦涛不作为，薄熙来打破僵局
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偶然性。如果薄熙来没有被派到重庆，就不会有重庆模式。但是，重庆模式产生的大背景是，中国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中央当权者坚决不作为的治国方式，已经导致了全面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迟早会转化为政治危机，而薄熙来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能量的人物来到重庆，为这个转化造就了特殊的机遇。薄熙来显然并没有带着某种事先想好的方桉来重庆主政。他像世界上多数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既有政治野心，也有作一番事业的雄心。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雄心，他敢做好事，也敢做坏事。历史把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安排到了中国各种矛盾最突出的重庆地区，打破了中国政治的僵局，也打破了中国改革的僵局。重庆模式就是这打破这两大僵局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模式的出现对中国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重庆模式最引人之处，首先是薄熙来敢想敢干的精神，你可以不赞同他的理念和做法，但你没有道理不讚扬这种精神。中国的政治和改革早已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活力和想像力。薄熙来“唱红打黑”，搅动了中国沉闷的政治空气，也开始重新激发中国精英的思维力和想像力。薄熙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真不大容易。
薄熙来拥有特殊的政治资源和个人魅力，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为什么此时此地的薄熙来，而非彼时彼地的薄熙来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名堂呢？在天时方面，不难理解的是，胡锦涛多年不作为，给太子党上台创造了机会。薄熙来不仅有家世背景，而且兼具政治局委员和直辖市书记的封疆大吏身份，他看到了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搏击上位的机会。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游戏，封疆大吏要想再上一层楼，进入最高决策的小圈子，有两种路数，一种是揣摸上面的意旨，做好“政绩”文章，另一种就是判断天下大势，按照自己的理念，做“政治”文章，以影响中央的权力格局和执政理念，为自己创造机会。过去的薄熙来和众多地方大员一样，主要做的是“政绩”文章。而这一次他主政重庆，做的是“政治”文章，做政治文章无疑是有风险的赌博，没有大危机大变局的背景，一般不会有人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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