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为国庆二十五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周知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主持这样的国庆招待会了，所以想藉此机会尽可能多地关照一下在文革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为此，刚刚动完手术不久的周氏仔细审阅了一份多达两千人的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阅后又致信代行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建议还应增补进去的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周恩来的尽力运作下，这次国庆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劫后重逢的社会各方面代表齐聚一堂，互致问候，百感交集。周更是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经过文革劫难之后，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感觉：周的存在是对极左狂暴的某种遏制和对人们自身利益的些许保护。所以当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后，党内外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周住院的消息传出后，更是牵动了人心，渴望寻找一个机会表达对他的祝福和敬意。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在椅子上，遥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这样热烈的场面，在周恩来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何况又是在唯毛独尊的文革年代。对此，刚刚在政治上度过劫波的周恩来自然在精神上感到某种慰藉──毕竟公道自在人心，不过另一方面又深自不安，唯恐惹毛泽东不快。他随即传话要求压低新闻报导的调子，删掉电视纪录片中诸如“敬爱的周总理”一类用词，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毛泽东虽然远在外地，却对京城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国庆招待会上出现拥周的场面，让早已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因为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声声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更让毛不敢小看的是这件事背后所显示的人心向背。本来，毛这次离京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还在打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盘算此举在政治上的风险和得失。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的民心向背，不啻给毛泽东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迫使他认识到，如果罔顾党心民意而公开批周的话，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弹，在政治上陷入四面树敌的处境，导致天下大乱。对此，已经年迈体衰的毛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当年驾驭文革的那种自信和胆力已经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大打折扣了。
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从长计议，把公开批周的打算搁暂时置起来。对此，毛曾向身边亲近的王海容等人作过这样的解释：“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这就是当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那句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的由来。这以后，由于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标，不得不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组阁之斗
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毛泽东苦心安排的权力布局刚一出台，就引起一场风波。周恩来决定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小平一臂之力；同时藉四届人大之机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作最后的进言，为摆脱文革困局寻找出路。
国庆节之后，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拖延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这是毛迫于党心民意的压力而暂且打消批周的念头后，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个相关决定，意在安抚显然已对连年政治运动感到厌倦的人心，以稳住文革败局的阵脚。为此，一生笃信斗争哲学的毛一反常态，发出“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这样，自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发动后一直紧绷的国内政治气氛开始缓和下来，久乱思治的中国老百姓总算是有了某种期盼。
然而，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做表里文章的老手。他在用召开四届人大这张空头支票吊人们胃口的同时，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准备利用四届人大组阁之机，先把周恩来“挂”起来，然后再逐步排出权力格局，用邓小平取而代之。
为此，毛泽东在筹组四届人大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明显把周恩来晾在一边，既没有让他过问有关人事安排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是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摆出准备在政治上重用邓的架势。
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打破了权力格局中原有十分脆弱的平衡，引发了中共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争斗。江青本来就因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一事挨了毛的批，而对邓窝了一肚子火，这次见毛如此倚重邓，更是觉得难以咽下这口气。在江青看来，如果在倒周的问题上论功行赏的话，她应该是头一份，结果到头来却空忙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怎么能让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甘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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