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前所长马戎是一位据称对民族问题忧心忡忡的回族学者。他认为改革开放已经30年，中国在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进行了革新并取得进展。遗憾的是，在非常重要的民族问题一节，却基本上因循旧路。如果不理清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可以预见，不仅会影响到国内社会的稳定，也会对中国的外部崛起带来极大隐患。他认为必须重新审视当时合理现在却严重滞后的“民族”理论，重新建立“中华民族”和56个“族群”的关系。并且，需要警惕近年来个别“民族理论”的权威学者甚至提出应废弃“中华民族”这一提法。关于这些学者要求进一步强化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甚至要求设立民族区域制度的全国性常设机构等提议，中央必须非常慎重。因为1923年和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每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每个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都有自己独立的议会和宪法，在体制上都有各自的总统及内阁部长们。所以苏联是一个多重政治结构，第一层是苏联，第二层是各加盟共和国，第三层是自治共和国，第四层还有自治区和边疆区。苏联宪法明确规定，联盟是“各拥有平等权利民族的自愿联合”，“每一个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在苏联的新体制下，各族接受了现代“民族”理念及其政治含义，“民族意识”不断加强。同时，苏联宪法也为这些“民族”脱离苏联并成立独立国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戈尔巴乔夫不负责任的改革过程中，苏联原有的意识形态纽带、经济秩序、政治凝聚力都遭到破坏，于是那些已建立“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因势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直到今天，一些已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民族”（如俄罗斯联邦的车臣自治共和国、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等）仍在为独立而战。苏联在民族理论工作和民族制度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当仔细研究和借鉴。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民众很少有机会在国际事务中直接体会到“中国公民”的现实意义，而在国内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民族制度与优惠政策使少数民族身份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结果在客观上把“中华民族”虚化和架空了。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报刊和讲堂上宣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这样宣讲和教育的结果就使包括汉族在内的国民把对“民族”的认识定位于56个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并把现代政治观念的“民族”意识介绍给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与民众。
因此，在马戎看来，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1949年建国后，我们参照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定义）、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在中国进行了“民族识别”，客观上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多民族联合体”，这一结构使有些原来并不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民族”精英开始接受这样的意识并萌发潜在的独立愿望。从理论上讲，只要一个群体被本国政府、外国政权以及本群体精英集团认定是一个“民族”，那么，无论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还是根据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权”原则（“无条件地、坚决地维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的权利，即分离的权利”。这个“民族”都会非常自然地萌生出通过自决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和来到西部旅游和交流的境外人员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催生民族主义思潮的媒介。马戎重提他在2004年提出的针锋相对的解决办法：把中国的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文化化”也就是“去政治化”的思路，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的概念，并在这一思路下重新开始“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以“中华民族”为核心认同，建立一个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同时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简称××族），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步淡化目前各“民族”的“民族”意识。
对于马戎的高论，我觉得有必要正名。毕竟名不正则言不顺。就“夏”指“中国”区域而言，“夏”与“中”相通，所以“中华”二字意义相同。可见“中华民族”四个字不能涵盖非华夏族。马戎如果非要制造一个“中华民族”，那么请把四夷除开。因为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并不能用“中华民族”指代，本文已经作了简要的回顾。马戎承认，“汉族民众和青少年普遍缺乏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基本知识，在他们思考问题时有意无意地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北京等大城市和汉族地区发生的针对藏族、维吾尔族人员的整体性歧视行为（出租车拒载、旅店拒住、机场歧视性安检等）却反映出汉族整体性的大汉族主义态度。”我以为挥舞“中华民族”的麻袋要把“少数民族”往里装，正如宣扬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强迫给少数民族安装祖先一样，正是“大汉族主义态度”。 马戎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和《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不值一驳。另外使马戎感到气愤的是：“民族优惠政策造成大量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混血儿一律填报少数民族，汉族人口直线下滑，主体民族缺失，对国家之稳定不利。”我知道了他的苦心：不确立汉族的人口优势，“中华民族”就像一个瘪口袋，竖不起来。换言之，“中华民族”就是要巩固汉族老大的地位。就依马戎等绝大多数人所说，汉族形成于汉朝，其先人是先秦的华夏族。华夏族在先秦的人数必然是少数，为什么到现在发展到12亿多人，占据了国内的大部分生存空间和生存手段，这算什么伦理？汉族还让全世界头晕目眩，感觉中国的庞大人口就像三峡大坝，有时刻溃堤之虞，这就是中国对全世界的贡献吗？
偶然翻看2009年8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第3版，是新疆“7•15”事件之后的民族问题专版，第一个就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的高论，题目是《加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他说：“中国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是正确的，就要采取一切有利于培养所有公民的‘中国人’民族认同政策。凡是不利于或破坏个人形成‘中国人’民族认同的政策，都要进行修改。”阎学通的“一个凡是”比叔孙通的建议还要容易实现。
（吴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400专家诉超星”召集人）
〔按：吴文还提出，汉族是清末的革命暴徒以革命的名义临时伪造的，以前并不存在。他说，清末将内忧外患归结为四万万“皇汉民族”与五百万“异种贱族”之满族的不共戴天，造反者要“反清复明”了。这“四亿”汉族人口空前膨胀，致使中国史研究者相信：自古以来在华夏族或者汉族的汪洋大海之外点缀着蛮夷戎狄等非华夏族，非华夏族经常对华夏族“侵扰”，但最终都逃不过被同化、统一的命运。当时的流行说法是：“嗟我黄族始祖，自帕米尔高原，迤逦东下，至黄帝南驱苗民，北逐獯鬻，建一帝国于中央。”因而有“一种先天的攘异特质”。邹容《革命军》风行一时，第六章《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一条：“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为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他主张革命成功以后，定名“中华共和国”，因此呼喊：“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四亿同胞指汉族。“四亿”的数目有很大的伪造成分，却构成尔后判定汉族的基数。可是这四亿人绝大部分既无炎黄血统，又无共同的信仰（比如儒教），用什么标准判定为“皇汉民族”呢？据此推论，官方通过人口普查得出的现今“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是从清末“四万万”层累而成，不可信。21世纪中国史学的突破在于民族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疑案莫过于汉族人口之谜。总之能够确定为汉族的人口非常有限，汉族未必是中国的多数民族。汉族是一个混合民族，举世公认，应当一分为二：信仰儒教的是汉族，不信仰儒教的可组合为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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