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讲了一个分蛋糕的故事：几个人要求分一个蛋糕，假定公平的划分是人人平等的一份，什么样的程序将给出这一结果呢？我们把技术问题放在一边，明显的方法就是让某一个人来划分蛋糕并得到最后的一份，其他人都被允许在他之前拿。他将平等地划分蛋糕，因为这样他才能确保自己得到可能有的最大一份。显然，罗尔斯分蛋糕的理论既是理想化的，又具有操作的可能性，但如果把罗尔斯的分蛋糕理论放在中国，其理论的批判性功能则更为强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分蛋糕理论，做蛋糕的时候，分蛋糕的人置身于蛋糕之外，分蛋糕的时候，做蛋糕的人置身于蛋糕之内，这似乎与罗尔斯的蛋糕理论有点关系，问题在于，切分蛋糕的人没有什么正义观，类似于强盗打劫。
权力者是没有资格分蛋糕的，他们只负责执行分蛋糕的规则。经济发展到今天，蛋糕越做越大，盯着蛋糕的人越来越多，对蛋糕有想法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两种想法比较有典型性，一种是继续做蛋糕，做蛋糕比分蛋糕重要，一种是分蛋糕，分蛋糕比做蛋糕重要。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第一种观点是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形象说法，后一种观点是先富帮助后富的通俗表述，后一种观点是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思想的混合物，因为毛泽东的时代是均贫穷的时代，没蛋糕分起来就困难，富起来之后，毛泽东的均贫穷固然没有市场，毛泽东的专制平等观的杀富济贫理念仍可以新的面目出现。
但无论哪种观点，都表明权力者必须参与蛋糕的分配，问题是人民做蛋糕，权力分蛋糕，这不公平。如果按着人性自私的预设，权力者也是自私的，如果权力者参与分蛋糕，那么权力者一定会获得最多的那一份，最先拿不属于自己的最大的一份。那些腐败分子，那些红顶商人，那些权贵分子，有哪一个不是多吃多占？经济学家王小鲁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大量的灰色收入，依靠权力而聚敛的财富，是导致收入差距巨大的根本原因。我在报告里指出灰色收入有五个主要来源：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还有垄断行业收入。而这些都是体制性的。也就是说，制度缺陷造成的灰色收入干扰了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在初次分配领域，灰色收入导致要素配置的扭曲，影响效率，影响未来经济发展。在再分配领域，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
弱势群体分到蛋糕很少，不得不借尸还魂。这些人想通过毛泽东来为自己撑腰壮胆，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一些人之所以怀念毛泽东，是因为当代社会不公，是因为做好了蛋糕却没有正当程序去分好蛋糕，是因为没有了公平正义，真要让这些人回到毛泽东时代，恐怕没有人真正想回去。另一些人怀念毛泽东，只是因为得了斯德哥尔摩症，他们需要专制权力的宰制，需要专制权力对他们进行阉割，他们对毛泽东的迷恋，如同吸毒者对毒品的迷恋。他们对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表示极为不满，因为还原成人这些人都如同失去了毒品，失去了权力的拜物教信仰。但是，一些人无论如何呼唤毛泽东，他们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人吃不饱穿不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狼与狼之间的关系，他人是地狱、他人是陷阱变成了现实。整个社会没有基本的秩序，消灭了地主，等于把农村的精英消灭掉了，消灭了资本家，等于把城市的精英消灭掉了，消灭了知识分子，等于把文化精英消灭掉了，消灭了政治家，等于把政治精英消灭掉了。社会只存在着两极，一极是平民，另一级（极）是个人权力，平民赤裸裸地面对个人权力，成为权力的精神奴隶，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逃离权力的视野，老大哥一直在监视每一个臣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办法想着做蛋糕的问题，因为做蛋糕的精英都被彻底消灭掉了，人们更不会想着分蛋糕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蛋糕可分。
顺便提及的是：由于意识形态对过去的刻意隐瞒和轻描淡写的描述，现在的大学生不知道过去是个什么样子，又由于现在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消极腐败等，又由于就业渠道不畅，有权有钱的大学生找工作轻而易举，没权没势的大学生找工作极为困难，还由于一些不良知识分子对假话连篇，把过去的不良历史进行正面演绎和渲染，使得当代一些大学生对毛泽东产生了个人崇拜就有了必然性。但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难，笔者曾让学生回到家里去问他们的爷爷奶奶在毛泽东那个时代的吃穿住行问题，但不问他们的爷爷奶奶对毛泽东的评价，调查的结果是，这些大学生的爷爷奶奶没有一个说那个时代吃穿住行好，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答，就使大学生们迅速地改变了看法。他们仍然对社会不公不满意，仍然表达着自己的愤怒，但他们不再想回到过去，回到毛泽东的时代，他们懂得了依靠自己的重要性。
解决做蛋糕分蛋糕的基本办法是建立做蛋糕分蛋糕的正义程序。做蛋糕分蛋糕固然重要，如果在做蛋糕时没有程序，在分蛋糕时没有程序，分蛋糕就是就变成了权力分赃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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