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一般的说法，邓小平后的中国进入了常人政治时代。不过老王以为，这个说法也只是一个大略，流风余韵下，还有个把英雄人物不完全在这个棋局中，如朱镕基。严格地说，只是在进入“第四代”后，中国才完全地进入了所谓的常人政治。
我说“完全”，除了人们已经指出的这个高层政治的种种特点外，还有一个似乎人们不曾说到的地方，即这个高层领袖集团中，基本上----特别是它的主要领袖----都出身于平民。由布衣而卿相，就中共而言，这是其还葆有生机活力的一个象征，但是就这些个人而言，却也表明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但要比红二代们奋斗得更艰苦，而且意味着他们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是的，天上不会掉馅饼，能成为人中之龙，有得必有失，得到的不少，丢失的是不是更多呢?
中国国情下的常人政治的形式，是集体领导制，即权力分享，分工负责。它的本质，类于平庸政治，且容易导向政客政治。这种形式、性质及其规定下的游戏规则，与上述第四代领袖集团的个人特点结合，特别容易带来更多负面的结果。比如说：无所作为。本来面对充满巨大社会矛盾和危机的社会形势，时代对这个高层集团的要求就不仅仅是“不折腾”，还要“有作为”，而且不是一般的“有作为”，需要“大有作为”，需要各种的突破与革新。可是，我们看到的是：麻木不仁有之，敷衍苟且有之，生拖硬扛有之，严防死守有之，暴力镇压有之。用《人民日报》评论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说就是“问题拖大拖炸，矛盾击鼓传花”。
但是老王在这里说的还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连《人民日报》都看出来并指出来了。我要说的是，这种特别容易导致不作为、难作为、平庸苟且的常人政治，会对最高领袖个人形成最大的危机。
什么危机呢?个人历史地位的危机。
中国常人政治本身有一个矛盾：即它在表面的集体领导制下，固然有权力分享、责任分担的一面，却也必然保留着最高领袖享有最大权力和负有最大责任的一面。这造成了最高领袖权威不够却责任不少的困局。实际上，无论中共怎样改革变化，截止到目前，仍然不能从列宁的建党学说中完全跳出来，这也包括了残缺不全的领袖权威制。中共自己不是也搞每一代的“核心”嘛;建政六十周年的游行中，不也树起了“四代”领袖的画像嘛;《宪法》中，不也每代必修宪，加入“邓三科”嘛。
毫无疑问：有最高地位，享最大权力，当集体核心，就必然有独特的、最大的、严苛的政治历史责任。其实即使在常人政治的棋局中，那个扛鼎之人也是有着纵横捭阖、辗转腾挪的一定空间的，因此他并不能以所谓的“集体领导制”来推卸自己的政治责任，虽然他必须付出较之过去的最高领袖更大的努力。此乃困局之一：责任并没有减去多少，任务却更艰巨，包括面对社会巨大矛盾和领导班子复杂情势的两种压力。然而这种难度更大的动作要求，却放在了一个并不英雄的常人领袖肩上。
最高领袖的困局还在于：你在任时可以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但去职后，乃至去世后，终要接受人民的评判，历史的评价。而这种评判和评价，并不因你的种种客观困难和个体缺陷而放宽标准，稍许客气。此乃困局之二。
我最近看了不少评价新中国领袖的书和文章。
即使是毛周刘邓华胡赵这些伟人或者英雄，不但被学者们评了个底儿掉，而且被网友们围观评点。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被置于街谈巷议中，被老百姓时不时地挂在嘴头上。不管你生前罩有多大多炫的政治光环，死后总是要回归真实面目和应有地位的。或赞或弹，或臧或否，历史和后人可没那么客气。即便是“人民大救星”的毛老人家吧，当初人们可曾想到他会在今天被某些人抓住不放，非得认定是“罪恶滔天”?即便是“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吧，也被今人剥下了“道德楷模”的画皮。这还是档案没有公开呢，而中共的档案总有公开的一天，那时中共其他曾经的领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会不会有人被脸上打×----就如周恩来生前最担心的那样，恐怕也不好说。
中国虽然没有宗教，但是历史和天理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司马迁含垢忍辱，为的就是将他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写完，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中国历史上如文天祥那样的无数仁人志士之所以视死如归，不外就是追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连土木之变中被瓦刺俘虏的明英宗，囚禁之中，也婉拒也先嫁妹于己，畏惧的正是“哪有汉人天子做了胡人女婿的，以后史书上会怎么记载这事呢”。刘少奇在大跃进后向毛泽东的进谏，正是“人食人，要上书”这句话。后来刘少奇在难中，向家人的交代也就是一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毛泽东表面上好像是不怕历史骂名，其实未必，据某些人说他与刘少奇的矛盾起源，就是害怕刘在他死后以“人食人”这类事对他进行清算，因此必欲将这个自己的选定的接班人灭掉。
常人政治下登台表演的那些领袖特别是最高领袖们，最大的危机是认识不到他们的历史地位岌岌乎危哉这一点。而这种危机，不但他死后要领受，而且害及后裔。此乃困局之三。
文革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动摇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而文革尚未结束时的1971年，因为林彪事件，毛泽东就已经丧失了他的神圣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上的巨大成绩独木支撑了中共威权的合法性，但是中共领袖的神圣性已经不再。检点其间的领袖，华胡赵俱可称为有大功于国、于民，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剥蚀，其光辉终究难以掩盖。其他诸位，功过还待评说，总之不会一致。但邓小平先生无论如何，是有巨大功劳的。特别是他的南巡讲话，重启改革，表明了他深厚沉重的历史感，挽救并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邓后的常人政治，虽是一种历史必然，但却在中共独特的组织生态和利益格局下，造成了利弊参半的结果。其利在稳定，不折腾，且增强内聚力;其弊在保守，不作为，且固化自利性。其利也是其弊，一体两面而已。这种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体制，占便宜最大的是高层集团中的后几把手，他们得利大而付出少;最吃亏的是核心一把手，看似风光，其实几乎一人承担了中国政治的全部责任。因为后人算帐，正面的负面的，特别是负面的，一笔笔，不管当初是谁的作为，谁的责任，都要算在他的头上。此乃困局之四。
具体来说吧。最高层的其他成员，都可以将“党权长久化”(即保障不丧失党的绝对统治地位)作为自己最大的目标、使命、行为准则，不但可以此名义倒行逆施，同时在这一目标和行为准则下，也不妨因利乘便，得利之实而无名之损，故少有顾虑忌惮;但那最高领袖，却如果将“党权长久化”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全部职责和根本规则，却是不行的，因为历史并不以此来评价他的地位。
如果他这样做了，或可一时有利，但绝对历史无令名，甚至有恶谥。而且他还需为其同僚乃至整个官僚阶级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其他劣行如腐败背黑锅，因为客观上他成了天下贪官污吏的保护伞。然此辈得了便宜，却未必不于背后窃笑之。所以这种以一身荷一党过失甚至罪愆的事，是常人政治下最高领袖的最大困局。
打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常人政治下的最高领袖，类似于三国时赤壁大战前的孙权：别人皆可降曹，唯他不可降曹;他若降曹，从一国之君变成了曹魏之臣，甚至还不如一般的臣子。认真说起来，今日中共最高领袖，较之当年孙权，形势更严峻：不搞政改，就如火中取栗，利归他人，损在自己;但到最后，在别人手里，还是搞了政改，此时功皆属人，罪尽归己。
但是中共常人政治的游戏规则，却阻止任何人包括一把手搞政改。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如光绪、慈禧皆死后的清廷，被一帮皇族控制了政治大权。于是改革不但趑趄难进，而且出现好多倒退。最终，辛亥革命爆发。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功罪判如霄壤，全在一念之间。
中国目前的政治僵持如何破局呢?
老王比较悲观，只能寄望十八大后新的党中央了。那其中有不少太子党。我过去说过，好的太子党有其独特优势，就是他们比平民出身的领袖更加看重历史地位，因此就更有责任感。同时他们的权力资源使得他们的行事风格会更加敢做敢为。薄熙来先生是一个例子。我虽然并不完全赞同薄熙来的所有做法，但是我觉得他起码还是尽心尽力，有所作为，并且大体上符合民心民利。重庆模式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僵局中的突围。
总之，在没有根本的民主政治和党内民主改革的情况下，我希望党的高层的常人政治的弊病会少一些，能够出现英雄式的领袖，他能够突破常人政治的局限。同时为了预防英雄人物的局限和弊端，最好能够建立一种党内最高层与人民代表比如社会精英的互动和制约，比如能否有一个由社会上最负名望的学者组成的贤人委员会，对中共最高层集团的重大决策给予顾问咨政，并且有一定的否决权。
当然，最后补充一句老话：人民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领袖身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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