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温线动车追尾致多人死亡的特大安全事故，不仅给众多的家庭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悲伤，同时，事故本身及事后处置方式也挫伤了公众对铁道部及高铁的信心。众所周知，中国高铁建设的速度在当前世界范围来看，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奇迹”。甚至一度让财政预算紧张的西方国家心生羡慕，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曾多次呼吁美国要在高铁建设上赶超中国。然而，此次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的发生将这一切都改变了，中国高铁正面临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
美国专家认为，此次动车组事故可能导致美国发展高铁的步伐放缓。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学教授，曾参与政府高铁项目的克尔曼教授周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事故引发了人们对两个关键问题的思考：一是中国高铁的安全质量标准，二是投资回报率。克尔曼步指出，中国高铁发展过快不仅仅会带来事故，高额的贷款如果不能及时偿还，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问题。
安全问题已经暴露，而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克尔曼的观点：近年来因过分追逐高速铁路建设，从而导致铁道部高负债、发债成本问题逐步凸显。铁道部其资产负债率已高达58%。7月21日，铁道部招标发行的今年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出现流标，该期短融券票面利率为5.18%，而7月25日公布的2010年铁道部发行的第四期短融券利率仅为2.59%，两者相差整整1倍。因此，克尔曼对中国高铁的悲观预期也许有一天会成为现实。但这也仅仅是也许，如果我们在事故后意识到问题，务实的去解决安全问题，未来就可以避免悲剧，同时，在看债券利率上升的同时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货币紧缩导致的资金短缺和成本上升。
而且，对于高铁的经济价值我们必须理性看待，作为公共产品的高铁，不能仅仅看其直接经济效益，更要看其间接经济效益，这通常数倍于直接经济效益。中国高铁的发展不能因噎废食而否定高铁建设、否定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好大喜功不可取，以偏概全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甬温线动车组追尾事故的发生我们需要做出深刻的反思，科学的总结教训，让教训变成经验，为未来的高铁运行保驾护航。
高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将逐步显现。京沪高铁正式开通后，连同已开通的武广高铁、郑西高铁等一起，标志着中国重点经济区已正式跨入“高铁时代”。高铁的开通，为解决沿线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资源优化配置搭建了平台，加快了人才的流动，使沿线欠发达城市能更便捷地利用发达城市的科技、人才、资本、信息等资源，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1975年日本新干线从大阪进一步延伸到九州后，冈山、广岛等沿线地带的工业布局迅速发生变化就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自甬温线动车组追尾以后，公众对安全的担忧情绪很快蔓延到市场：7月25日高铁概念股遭遇重创，一天市值缩水达346.47亿元。中国南车、中国北车成为了资金出逃的“重灾区”。数据显示，7月25日中国北车净流出资金1.63亿元，中国南车净流出1.48亿元，分列A股净流出金额的前两位，合计占高铁概念股“失血”总额的46%。此外，高铁概念股晋亿实业、中国铁建、中国中铁、时代新材等股票的都出现了资金大额流出的现象。
市场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波动，一方面是由于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让公众因恐慌而对高铁的建设和运营产生了本质的怀疑和否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是短暂的市场调整。但公众后续态度能否转变要看铁道部如何妥善处置事故，在痛定思痛后，要总结经验教训。
我们必须更加清醒的认识到，公众的担忧更多的是对铁道部管理下的铁路系统的担忧，僵化的体制和落后的管理思维已经难以适应高铁时代的要求，尤其是安全体系方面。过去20多年来，尽管中国的铁路体制改革逐一尝试了资产经营责任制、客货运分账核算、“网运分离”、“网运合一，区域竞争”、主辅分离、实行三级管理模式等改革后，但是，政企分离的实质，尚未真正触及，甚至有所强化。要适应经济发展，铁路系统必须进行改革，彻底解决体制、管理等深层次问题，通过改革理顺体制，让体制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使高铁真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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