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商务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4,000多名贪官携500亿美金潜逃、其它逍遥海外的违法分子，还不在此数，席卷的金额恐怕也要以天文单位计量。刚刚被遣返的赖昌星属于后者。因为他横跨黑白两道，知名度更在贪官之上，对他的追缉一向富有政治意义。
一般认为，赖某回国，政海掀波，十八大人事将有好戏的可能性更高了。此事想想悲哀：中共党内斗争，路线也好权力也罢，闹了90年，什么花样都有过，什么由头都用过。精采超过小说戏剧、涵义极富哲学深度。如今竟江郎才尽到了这个地步，要靠一个逃亡12年的走私犯才能操作下一个回合？如果政治局各大佬幕僚们，想象力贫乏到依赖赖昌星的供词，或者无能到不能阻止他回来，真成了“门客三千，尽鸡鸣狗盗之辈”了。
比较合理的做法也许是，就事论事，快审、快判。若是借题发挥、节外生枝、意在沛公……把“三十六计”都用上，只怕是折磨自己、愚弄观众、不好收场。
要是为了证明中国政府执法如山，为了震慑成千上万的海外逃犯，就不惜时间精力，历12年之久向西方国家追索一个赖昌星，好像有点事倍功半或曰不得其法；不但起不到那么大作用，反而自曝其短。
先说执法：区区赖昌星，国内时生意能做到那么大，几乎全凭违法乱纪。那时不管或者管不了，即便是不知道，也不对、说不过去、没法向社会交待吧？赖案一出事情已经那么大，等于提醒社会，政府的海关、税务、司法、纪检……部门，有低能、腐败、不做为……形同合谋之嫌。
至于震慑逃犯：官方一再重申，通缉追捕、遣返引渡非常困难。不仅时间漫长，成功率也不高，正义往往得不到实现。据说，中国与40个国家签有司法协助或引渡条约，并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然而，国际反贪合作涉及政治、外交、经济诸多方面，问题复杂；各个国家的司法理念、司法制度、人权观念等差异直接影响合作开展。
比如立案的起点：定罪和罪行性质、程度，很多国家认为，许多腐败行为，发生在现存制度的漏洞上，甚至并不违反法律条文；不能将制度缺陷造成的恶果让个人承担。而中国社会制度在转型，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并存，其模糊、不健全和朝令夕改等现象，令人无所适从。这是自我设限的部分。
赚大钱、捞大钱的，都非等闲之人；潜逃之前，肯定预留了脱罪之路，做足功课应付追究。首先利用的就是住在国遣返制度的复杂程序。赖昌星案件12年详细充分的报导，更是生动而又实际的抗法教程。中国以“G2”之尊，向友好之邦要一个赖昌星都得如此周折，没有这个身价的其余贪官，大可放心。
这就说到程序了：遣返成本高、追逃代价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4.82亿美元特大贪污案主犯余振东，前几年从美国遣返。谈判长达3年，公务往返、查证取证付出的成本难以计数。不到这个身价的其余贪官，又大放其心了。
当然，国际事务交往无不含有政治意义。欧美国家的司法也不真正独立，根据需要，政治随时可以介入、成为筹码。比如这次的赖昌星，明明有证据说他在加期间，有开高赌局之举，并与当地黑社会牵连，加拿大司法当局却佯做不知、不予追究，让他回国了。附加政治条件，又是一笔难以结算的烂帐。
过去，中共驱逐过一些政治人物，使他们失去适宜的土壤。贪官外逃，也在相当程度上，有停止或减轻危害国内经济秩序和党风、民风的效果。遣返这么难、引渡代价那么大，效果却很有限，不如虚张声势，用舆论迫使贪官住在地政府自行调查他们。比如，对证据确凿的，在外国报纸、网站上长期做广告，公布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形成压力。要是当地司法部门不闻不问，责任就是他们的。谅那些被曝光的人不敢投诉名誉被毁；躲着广告搬家，还是定罪佐证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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