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少香港人而言,张浚生是他们的集体回忆。这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前身)副社长在中英对峙的年代,以中方发言人的身份几乎天天露面,痛斥英方的各种“阴谋诡计”,人称“小肥张”。
香港回归14周年前夕,《亲历:回归与合并----张浚生访谈录》一书出版。合并,指的是张浚生作为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奉命主持浙大4校合并;回归,自然是指香港回归。
金尧如:张浚生圈定“痛心疾首”
该书最大的看点是独辟一章,以相当的笔墨以答问方式口述香港《文汇报》的开天窗、罢免社长李子诵事件,大谈自己在六四风暴中“处变不惊、当机立断”。
六四事件期间,中资媒体《文汇报》社论“开天窗”,只写四个大字“痛心疾首”,轰动海内外。一直以来,不少当事人都指“痛心疾首”是由张浚生圈定的,但张浚生在书中矢口否认,强调自己一向反对“开天窗”。张浚生在此书还首次评价了他昔日的上司----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认为他“忽左忽右、摇摆不定”。
关于《文汇报》社论“开天窗”,不少当事人都认为张浚生是关键人物。许家屯在回忆录说: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5月20日,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拟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张浚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我赞成他的意见。
时任《文汇报》董事的金尧如(原《文汇报》总编辑,六四事件以七十高龄退党)回忆,报社当时决定社论用“痛心疾首”,他深感此事对党太刺激,建议用“夫复何言”。两位党员高层陈伯坚、张云枫向张浚生请示,张浚生认为最好不要“开天窗”,但如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则用“夫复何言”就不如 “痛心疾首”,因为后者是“中性的”。“从此事来说,我对李(子诵)是做了降温的事,倒是新华社的张副社长给他加温。”
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的程翔也有类似的回忆,还认为“那一刻,张浚生的人性难得地闪耀了一次。”
不过,张浚生在书中矢口否认。他说,戒严当天,听说《文汇报》翌日要“开天窗”,马上致电社长李子诵,表示绝对不行。到了半夜两点钟左右,陈伯坚、张云枫等到他家中,说那些人一定要“开天窗”,他仍然坚持不能这么做。他们说,不用“痛心疾首”,改用“夫复何言”是否可以。他说,不管用什么字句,“开天窗”都不行,都是一样的。大家僵持了一会,他们就回去了。
第二天《文汇报》社论出现了“痛心疾首”。张浚生说:这件事政治影响非常恶劣,在新闻史上这类事件也是很罕见的。当天一早,我们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几个领导碰面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了昨天半夜发生的情况。社长许家屯和其他副社长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没办法,控制不了局面,大家都没有说什么。
张浚生:李子诵上当受骗
对于许家屯回忆录指“开天窗”是张浚生同意,后来又报告许,许也同意,张浚生否认:“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那天晚上因为我坚决反对,报社的人在我家里沉默了一会儿就走了,究竟怎么做也没有说,所以我并没有向许家屯报告。他在回忆录中那样写,好像是在承担责任,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六四事件之后,6月18日,中央召集会议讨论香港问题,由港澳办主任姬鹏飞主持,许家屯、张浚生以及另一位副社长郑华参加。会上有人提出《文汇报》、《大公报》失控,要求新华社香港分社限期扭转过来。
张浚生发言时说,对《文汇报》、《大公报》我们尽量做工作,但是限期扭转我们做不到,香港还在港英政府统治下,他们一直鼓吹新闻自由,我们不能用命令的方式要他们转变,做得不妥当,可能适得其反,只能一步一步做工作。
不久,又出现了罢免社长李子诵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刘宾雁、陆铿以及一些美国侨领商谈组织“文汇之友协会”,鼓吹《文汇报》独立。张浚生判断这是策反,并且认定资深党员金尧如是幕后黑手:
他们要让《文汇报》独立出去,在报社内部(党员副社长)陈伯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必须除掉。金尧如一开始就胁迫李子诵先生把陈伯坚免掉,一开始李子诵犹豫不决,后来程翔带他去见律师……从头到尾,这件事都是金尧如、程翔他们策划好的,李子诵先生只是上当受骗。
7月14日晚,李子诵发出书面通告,解聘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当晚,中共港澳工委召开紧急会议,张浚生说,当前只有一个措施,解除李子诵的职务,并且提出法律依据,《文汇报》绝大部分股东都是内地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受委托管理《文汇报》,有权任命社长、副社长的职务。李子诵未经同意免去陈伯坚副社长的职务是越权行为。
张浚生称,许家屯在罢免李子诵一事本来下不了决心,直至确认法律上没有问题才下决心,但还补充了一句:“这是下下策。”会议结束之后,张浚生凌晨前往报社,宣布决定,并且举行记者会。
徐四民庄世平出面请李张吃饭
张浚生说,他始终认为李子诵是爱国的,是上了金尧如的当。但是有一点,李子诵一直坚持《文汇报》是国家的,没有同意独立。“这件事对李子诵先生打击当然很大,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如此处理。考虑到李老长期以来的爱国立场,我们还是尽量修复和他的关系,而且还一直给他发工资。”
过了几个月,全国政协常委、左派元老徐四民、胡鸿烈、庄世平出面请吃饭,请了李子诵和张浚生参加,“本来我和李老也没有个人恩怨,处理问题也是为了工作。李老也同样了,就在中华总商会吃了一顿午饭,他见到我也没说什么。”
张浚生称他对李子诵一直非常尊重,每年春节都到李家拜年,“到现在我每年都给他寄贺卡,他也每年给我回寄。一个老人几十年爱国,跟着我们党,在一个局部的问题上一时接受不了,做了一些错事,还是要谅解他,尤其是在香港那么一个特殊的情况下。”
根据《许家屯回忆录》,许对张浚生颇为赏识,认为张“工作积极,适应力强,思想比较开放”,因此向中央打报告,将他由宣传部部长提拔为副社长。
许家屯:胡耀邦是搞自由化的
在这本新书中,张浚生首度公开评价他的昔日上司许家屯,有弹有赞:
许家屯原来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到香港工作以后,一有事情就到北京找中央领导。因为他资格比较老,到中央去要约见哪一个领导,一般都会安排。港澳办有时就觉得他不是太尊重他们。其实他对姬鹏飞,姬老还是比较尊重的。
应该说,许家屯在香港时的工作还是努力的,能力、水准都是不错的,也确实做了一些事,和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界上层人士的联系比较密切。但是明显地忽左忽右,摇摆不定,在许多问题上都反映出来,比如他批评新华社香港分社过去的工作是一左二窄,内部就有不少意见。
张浚生还回忆了一件事,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中央还没有对外公布消息,新华社香港分社(小分社)总编室孟帆向他报告,他马上去告诉许家屯,许当时正在召开经济小组会,听到报告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胡耀邦是搞自由化的。“我听了以后感到莫名其妙,也很难过。过去许家屯经常去找胡耀邦,现在他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眼泪都掉了下来。”
六四事件后,同情学运的许家屯遭免职,副外长周南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担心步海南省长梁湘后尘遭清算而出走美国,至今滞美已21年。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对于许家屯的出走,我的态度很明确,不管怎么说,不管有什么理由,组织上已经让你回到内地,没有按照正常手续再擅自回来,跨过罗湖桥一步都是错误的。周南同志处理这件事还是稳妥的,社内也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张浚生说。他认为在许家屯出走这件事,陆铿和金尧如起了不好的作用。
原《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说,六四事件期间,张浚生身上是人性与党性的交战,“当人性战胜了党性的时候,他能够作出正确、更能反映人民、群众心声的选择。但好快,当党性盖了人性的时候,一切便不同了。他不但不能坚持挑选这个社论的政治立场,反倒搞出了《文汇报》事件,令李子诵及金尧如被迫离开《文汇报》。”
22年前的那场风波,身陷漩涡的张浚生真的是“处变不惊、当机立断”吗?他的口述,有多少是党性使然?当年的当事人许家屯、李子诵、张云枫都还健在,他们眼中的张浚生到底是何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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