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八十年代中期中美关系不太好，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决定这一期留学人员中的百分之八十要派遣到非美国的国家。我本来申请的是美国的大学，由于上述原因我只能申请加拿大的学校。一九八五年秋天，我接到了加拿大M 大学的录取通知，并且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资助，准备留学加拿大。当时的院长找我谈了话，他说“院里已经准备让你担任院长秘书一职，你能不能暂时把留学的事情先放一放?” 我当时没有思想准备，也不想让院长难看。我说“那就让我考虑一下吧。”其实，我主意已定，不可能改变。第二天我跟院长说“我考虑过了，我深深感到自己才疏学浅，希望趁年轻出国留学，丰富知识，有朝一日能为教育改革做些事情。”院长表示理解。这样我就办理了出国手续，开始了留学生涯。临行时我父亲问我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说“大概五年吧！”没想到这一去竟是不归路。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来到了北京机场候机室，准备前往加拿大的M大学。还没登上飞机就被告知此航班误点了，这一误点竟然是三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出国的人比较少，机场的服务比较好。机场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餐厅，免费饱餐了一顿，然后我们才登上了飞机。当时还没有从北京直达M城市的飞机，我必须先从北京飞到东京，然后再从东京转机飞往M市。
到了东京机场，在换乘飞机的时候需要重新通过安全检查。那个时候没有扫描仪，安检的人员从胳膊、腰身再到大腿摸了个遍，令人非常不舒服，就像电影里搜查“土八路”的情景。好容易过了安检，还要乘机场内的班车到另一个登机楼。我刚刚上飞机，飞机就关上了门准备起飞了。我猜想，我的行李箱可能是跟不上这驾飞机了。
第二天晚上飞机到了M市，我下了飞机到取行李的地方等行李。一直等到最后，也没见到我的行李箱。我想找机场服务人员问一下情况，我刚一转身，一位亚裔老妇带着两个巨大的行李包，不知道是激动还是紧张，突然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把我吓了一跳。她叽里呱啦地跟我讲外语。我一听好像是日语，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我跟她说什么她也不听，死死地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我只好耐心地、心平气和地、慢慢地跟她讲英语。她开始平静下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笔记本，她翻到一页给我看。我一看是日文的“電話。。。”，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领着她到服务处，请服务员按照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估计那边是她的亲属接了电话，这时候那位日本妇女才露出笑脸，她的家属回电话说会到机场来接她。
我跟机场的服务人员讲了一下情况，告诉他我的行李箱不见了，服务人员让我登记了一下，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第二天打那个电话。这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钟了，机场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提着一个随身携带的行李走到机场大厅门口。这时有一个出租车司机走过来，问我要不要用车。我说你能不能先帮我找个旅馆，不要太贵，而且离M大学不太远的地方。那个司机就去打了电话，他问我50 加元怎么样，我说不行，太贵，再找个便宜点的。当时我身上只有400加元，50元一个晚上住不了几天。那个司机又去打了一个电话，说YMCA有房间，28 元一个晚上。我以前听我的好友F说过，YMCA是青年基督教会旅店，租金很便宜。我说“好吧，就这样。”
YMCA 里的房间非常小，除了一个单人床，就剩下两尺宽的地方。房间里有一个小衣柜，上面还有个十几寸小电视。我想先去冲个澡，没想到YMCA的淋浴间是共用的，跟当时中国的澡堂没什么区别。冲完澡觉得很累，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M大学。因为是星期天，所以学校里没什么人。我问了一下门卫，他说系里也没有人。我在回到YMCA的路上想买点什么东西吃，一路上没看见饭店或者卖东西的地方。回到了YMCA，看到了有一个自动售货机，就买了一杯咖啡。一边喝咖啡，一边想下一步该这么办。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突然发现电话机下面有一个厚厚的电话薄。拿起来一翻，发现里面有很多中文名字。我突然想起来，出国以前听说我们学校有个留学生L也在M 大学。我很快就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拨通了电话，非常巧L 正好在家，刚刚起床。我跟他讲了一下我的情况，他说他家住的地方离YMCA只有不到一百米左右的地方，他会来接我。L请我在他家吃了早餐，然后就带我去了留学生联谊会。我后来才知道，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有人到机场接机，到加拿大留学，没有人接机，应该与当地的留学生联谊会取得联系。
加拿大的联谊会是由中国大使馆资助的，有两间卧室。我在联谊会遇到了教育部派来的留学生H。H 非常年轻，只有二十三岁，毕业于79级厦门大学数学系，他经常骄傲地对我说，他跟陈景润在同一个系。H 建议我们最好一起找房子合租，接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拣床垫子。在大城市每个周末都有人搬家，很多人在搬家的时候就把床垫子扔掉。H发现在一个街口处有一个床垫子，他就叫了我去把那个床垫子一起抬到了联谊会，以便日后我们租房子的时候能用上。
在学校附近的公寓租房子的时候，通常房间里什么都没有。我和H 合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房费是360加元。我们都是公派的留学生，每个月的资助是380加元，这样我们一人出一半的房费。不用说，剩下的只能自己买些廉价的食品，自己动手做饭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除了能睡觉的床垫子以外，房间里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过了几个星期，我的行李箱终于从日本运了过来，逐渐地在大街上又拣了些桌椅，才算把生活稳定下来。
我看到H整天煮胡萝卜或者黄瓜之类的东西，我想我肯定是吃不下去。我说“如果你想学做饭，我可以教你。”他从他的箱子里拿出一本《百家菜谱》给我看，我说“这样吧，你每天在这本菜谱里选一种菜肴，然后我们到中国城去买原料，每天教你做一个菜，一百天不重样。”他高兴地不得了。他学得很快，吃得也很香。他说“我要是个女孩子，一定会嫁给你的。”我风趣地说“我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接受的。”
我读博士的导师是M 大学机械系的L 教授。我到加拿大的时候，L教授不在，是他的一个副手N教授接待的。N教授的脾气很坏，我从来没见他有过笑脸。N教授让我跟他手下的一个波兰籍教授一起做实验。波兰教授是一位访问学者，人很和善。他的研究项目是粉尘爆炸的临界点及其点火能量的标定，我跟波兰教授在一起做的实验工作，是在一楼的一个实验室里用球磨机磨煤粉。然后把磨的非常非常细的煤粉过滤、烘干，然后测量煤粉颗粒的尺寸。
还没干几天，我就觉得，这哪儿是读博士啊，这不是拿我当勤杂工吗？不过在我还没找到合适地方之前，我还是不动生色的做那个所谓的实验。因为我干活很快，波兰教授经常怀疑我没有按照他的程序做。后来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不得不佩服我身手是多么的精准，是多么的迅速。
机械系的实验室条件很好，有各种设备，还有我最喜欢的车床。有一天我在我们的实验室里，看到有机玻璃板和直径很大的有机玻璃管，我建议波兰教授做一个有机玻璃的容器，把磨好的煤粉放在里面避免受潮。波兰教授撇着嘴，用嘲笑的口吻对我说“哼！你做一个让我看一看。”我当时看他那个样子有些生气，不过我想“好吧，我会让你看一看。”当天晚上我来到实验室，割下一节半米长，直径有一尺粗的有机玻璃管。我又找来两块很大的有机玻璃板，把它们夹在车床上，开起了车床，车了上、下两个盖子，用万能胶粘好了，然后把它放在波兰教授的办公桌上。第二天一早，波兰教授 拿着那个容器问我是那里搞来的，我说：“我昨天晚上做的。” 波兰教授非常惊讶地问“真的吗？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我跟他说“车、钳、洗、铆、电、焊没有我不会的。”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波兰教授问我，“读完博士准备做什么。”我说“我想回国做大学教授和搞科学研究，培养年轻人。”他问 “其他中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吗”？我回答说“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是这么想的。”他说“那中国就有希望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波兰的青年出国以后都不想回国，所以波兰没有希望。你们中国人不一样，我问过别的中国人，也是像你的回答一样，所以中国会有希望。”其实，我们早期出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准备回国的。没想到后来的“六四事件”使事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后来很多人都留了在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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