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重整旗鼓，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由邓小平、叶剑英联手展开的反击，让毛泽东戒心大起。不过，毛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欲擒故纵，大摆捧邓压江的迷魂阵，让邓充分表演。
b批“经验主义”
毛泽东早在安排由周恩来、邓小平组阁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预作伏笔，策划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从马、列老祖宗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为他发动的文革辩护开脱。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别把赴长沙汇报的周恩来找去，专门谈了一通理论学习的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姚文元把马克思、列宁着作中有关论述找出来，写文章加以宣传阐述。
对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理论的深意，“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并没有马上领悟，相反还对这一政治上突如其来的转向颇有怨言，认为这将会使批林批孔运动半途而废。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远比翻故纸堆，搞评法批儒一类的影射史学来得更加直截了当，具有针对性。这样一来，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利用毛指定他们负责这场理论学习运动的机会，大批“经验主义”，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
三月一日，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理论学习运动方才展开之际，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选编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理论权威”身份，轮番上阵，大批“经验主义”，强调要以此为“纲”。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引用并围绕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所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段话大做文章，称：“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
不仅如此，张春桥还在讲话中藏头露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一九七二年批极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四届人大提出的目标固然“很宏伟”，但如果不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还是会“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和张春桥一唱一和，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紧接着，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阐发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子”，扫除 “资产风”，“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应该说，毛并没有看错人，他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顶住众人的压力，坚持不让查张的历史问题，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张春桥也没有辜负毛保他的一片苦心，这篇被称为“张春桥思想”的文章，确实深得毛晚年思想的真传。在毛死后，文革派一干人树倒猢狲散，众叛亲离，纷纷反戈一击，只有他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
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厅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过的某种抵触情绪，转而积极布置学习理论，反“经验主义”。她四处点火，为批“经验主义”造势，比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讲得更加露骨，攻击的矛头仍是锁定重病之中的周恩来。她宣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与此同时，江青还把批“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行讨论，展开思想“交锋”。
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头找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进行动员，露出批周的底牌。江青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只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谈话中，江青拉大旗作虎皮，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调子，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要求改变领导；同时又翻出历史老账，大讲王明路线的危害，影射周恩来当年充当教条统治帮凶时所犯的罪过。
三、四月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全国各地报刊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下，连篇累牍地刊载鼓吹“打土围子”和反“经验主义”的文章，按照统一的口径，对周恩来施放明枪暗箭。《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在社论中照搬江青的说法，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上海《解放日报》遥相呼应，发表以周为箭靶的文章，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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