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达兰萨拉，属印度西北部的喜马偕尔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之下，平均海拔在1,400多米，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全球“藏独运动”的总枢纽。
1960年达赖喇嘛率其噶厦（内阁）官员和“流亡藏人”在此落脚，使得该地真正开始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达兰萨拉只是海外“流亡藏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流亡藏人”主要聚居在达兰萨拉地区一个叫麦克雷德甘吉的地方。
为防止“流亡藏人”流散各地，最终消失在异国他乡，“流亡政府”采用定居点的方式安置藏人。从1959年初到1960年底，上下密院（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修行学府）、第一个“流亡藏人”定居点、第一个工业中心、儿童之家（达赖的姐姐任负责人）、藏医历算院等机构相继建立。
此后进入印度的藏人，被安排到各地定居、工作和就学，最初有数千藏人被安置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初具雏形，达兰萨拉逐渐成为“流亡王国”的科教文卫中心和海外“藏独运动”的策源地。
“流亡政府”的财政靠商业利润、国际援助和藏人自动纳税（从1972年开始）支持，国际援助占据最大比重。最早最大的外援来自“印度的中央救济委员会”和“美国西藏难民紧急委员会”，而对具体捐助数额的描述，也只有达赖曾经所称的“不计其数”。“流亡政府”的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1960年时，财政预算只有近9万卢比（约合0.2万美元），现今可达到11亿卢比（约合0.25亿美元）。
达兰萨拉的权力结构按西方三权分离学说创设，其政体类似于君主立宪制（在其公文与法律中，达赖被称为“达赖喇嘛陛下”），“流亡政府”由“最高法院、人民议会、噶厦（内阁）”组成。
达赖被视为“政改”的操刀手和推动者，出逃后的“政改”历程，是从1960年开始。时年9月 2日，“流亡政府”自称在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的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民选议会”，并选出13名“民选议员”，这一天被定为“流亡社会”的“民主节”。9月3日“流亡议会”的
第一个议案是关于社会制度改革，宣称废除官僚任命世袭制。
1961年10月10日，达赖推动“流亡政府”颁布“《西藏民主宪章》征求意见稿”，两年后，《宪章》正式颁布实施。1974年通过新选举法，“流亡议会”权限得到扩大，原来由噶厦主持的预算审查交给议会负责，议长在此前获得了等同于部长的地位，议员相当于部长助理。
1991年，达赖又提议扩大议会职权和规模，设立席位46个，分配给藏传佛教黄（格鲁派）、红（宁玛派）、花（萨加派）、白（噶举派）4大教派和黑教（苯教）、“西藏三区”及欧洲藏人。
同时通过“《流亡藏人宪章》”，把议会定为最高立法机构，其制定的法案由达赖批准后生效。
西藏地方政府称为噶厦，噶厦的官员名为噶伦（内阁大臣），由达赖任命，并在其指导下行政，这个传统始于18世纪中期。达赖在达兰萨拉落脚后，对“流亡噶厦”也逐步进行“政改”。第13届噶厦中的噶伦赤巴（首席内阁大臣），不再由达赖提名，而由“流亡藏民”选举产生。
“最高法院”设立于1992年3月，由一名大法官和两名法官构成，由达赖提名，经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可由其以政教最高领袖的名义任命。
达赖的出访活动由“外交与新闻部”负责，该部是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重要机构。达兰萨拉的国际公关，以达赖与宗教为核心，以“普世价值”作为号召，从“政府”和“NGO”两个层面向世界散播其宗教、政治观念。在“宗教与文化事务部”的推动下，印度、尼泊尔、不丹近几十年重建各教派的寺院200余座；他们在世界各国创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和传教中心总数已逾千个。
达兰萨拉与海外藏传佛教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流亡政府”设有专门的办事处负责“外交”事宜。它注重与中国境内的分离主义恐怖势力联合。1985年，这些分离势力在瑞士日内瓦成立“西藏、内蒙、东突”的“流亡联合协会”。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此后一直坚称西藏独立的达赖在立场和政策上发生转变，1988年6月，达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厦的发言稿（斯特拉斯堡建议），是达赖“中间道路”的起源。中间道路的主要内容，就是寻求“大藏区自治（包括青海、四川藏区在内）”和采用非暴力方式。1991年，达兰萨拉曾宣布撤销这一建议，但在1993年，又转而坚持“中间道路”。 对于“和平”与“非暴力”的鼓吹迎合了西方社会政界和民众的胃口，1989年，达赖因此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此次获奖对“流亡西藏”运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各国政府、议会成为达兰萨拉的重点公关对象，他们在一些国家议院中的活动最为有效。
“流亡社会”中，达赖作为最高的政教领袖，“流亡政府”作为最具权威的机构之外，还有第三股势力，即“流亡藏人”的政治组织。达赖对某些组织只能利用藏人的宗教传统施加影响，却无直接约束力。
1959年3月17日夜，随着中国藏区叛乱的升级，达赖与他的家族成员、部分噶厦官员在数百名士兵的护卫下从拉萨出逃，14天后，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境内。
抵印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向达赖发出慰问电报，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1959年4月 24日，尼赫鲁专门前往达赖住地，与其进行长谈。
接近1959年6月，约有两万余名藏人陆续“流亡”至印度和不丹，因为不适应印度湿热的气候，很多人病死。达赖前去拜访尼赫鲁，要求给予更多的资助。尼赫鲁则颇为生气地发牢骚：“你们要得太多了，印度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过最终，印度方面还是向达赖提供了“难民营”、学校、医院和定居点建设方面的帮助。
1960年，尼赫鲁同意达赖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劳动节那天，达赖率领噶厦官员抵达达兰萨拉。当年9月份，“流亡政府”召集“西藏人民代表”和全体“流亡官员”举行大会，制订政府运作章程。尼赫鲁曾提出“流亡藏人”应接受完整的西藏历史文化教育的建议，达赖与之达成共识。为防止“流亡藏人”流散各地，最终消失在异国他乡，“流亡政府”采用定居点的方式安置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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