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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界de滚滚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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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郎咸平博士(左)挑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战端。新华社记者王呈选(数码传真照片)

近来,中国学术领域最显赫的经济学界一反往日主流一手遮天的平静,硝烟滚滚。挑起战端的是“外来户”郎咸平,他通过对海尔、TCL、格林柯尔三个企业财务数据的分析,认为这三个企业有转移国有资产的嫌疑,进而作出推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联手侵吞国有资产。 (chinesenewsnet.com)

对于郎咸平所发出的不谐之音,除了一直以来试图以不谐之音打破主流一统天下、获得自我表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喜出望外、倒履相迎外,主流经济学家一时都“集体失语”,或者是不屑回应,或者是准备以对付“非主流”的方式予以封杀:不理不睬,把他晾起来。 (chinesenewsnet.com)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捞过界”的郎咸平,身份能量也不是“非主流”可比,他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当媒体追逐“郎顾之争”、当民众通过网络作出热烈反应时,经济学界的主流大腕们再也守不住“一切尽在掌握中”的从容淡定,一个个被迫从不约而同的“集体失语”中渐次走出。于是,曾经被主流经济学家打理成铁桶江山的经济学界硝烟四起,一时好不热闹。 (chinesenewsnet.com)

这场经济学界大战的基本脉络是:郎咸平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联手侵吞国有资产”的结论以及前期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事实出发,质疑国内同行的水平和操守;张维迎、周其仁等主流经济学家起而回击,从观点学术到人品操守,全面痛批郎咸平;杨帆、韩德强等“非主流”经济学家始则起而呼应、欲将郎咸平拉入阵营或作奥援,遭郎表态拒绝后继而攻击郎的人品,试图争夺这场争论的“主导权”,可惜主流经济学界对他们仍然不理不睬。 (chinesenewsnet.com)

在这场从观点学术到操守人品的大混战中,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各方都被迫展露了更多真实。争论的真正赢家是公众,争论中的各方表演使公众不但能够更多、更清楚地看到这些一直被笼罩在各色光环下的公共人物究竟是何等样人,也能够有比较的看出他们所谓的“专业学术”究竟有多少斤两。以往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更由于专业人士的故作神秘、有意统一口径哄抬门槛,公众普遍对经济学家持有莫名的敬意,以为他们那些经常显得简陋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建议背后肯定藏有什么不足为外行道的秘密--不然的话,为什么不见行内有人提出异议呢?现在人们知道了,没有异议是因为掌控了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形成共识”,不赞成这一“共识”的人都被排挤出了“主流”圈子、或者说根本接近不了“主流”圈子,声音因此微不足道。此次面对被媒体和网络"放大"、从而无法回避只能面对的不同声音,被解除了最强有力的武器──“失语”封杀绝招的主流精英们表现出力不从心,不是重复"国营企业效率低"的陈词滥调,就是说什么对此“已经形成共识”;“非主流”同样捉襟见肘,只能以对"国家支持的重要性"的论证来替代对"国有企业有效性"的论证;两边都不卖帐的郎咸平,则总是以不完全归纳的方式推导出一般性的结论,因此他的观点难免前后矛盾。 (chinesenewsnet.com)

学术如此,人品又如何呢?迄今为止,各方出场的选手,没有一个表现了自我标榜的那种品德境界,反而几乎个个都以言行印证了对手的指责。郎咸平固然有追名逐利、哗众取宠之嫌,其他人又能比他好到哪里去?主流经济学家因为既得利益已握在手,平常总是一幅不愠不躁、似乎淡泊名利的君子之风,这一回既得利益遭到威胁了,平常的温文尔雅就不知抛到哪儿去了,满口的"无耻"、"无赖"、"疯子"等词藻,满脸的急欲除之而后快,让观众大开眼界。 (chinesenewsnet.com)

“非主流”更不堪。本来,追逐利益是人之常情,戴上各色光环的知识精英也难例外。但一般说来,弱者追求自利的行为总是更能赢得旁观者同情,他们往往在主观上更注重争取旁观者支持、客观上也更少给第三者造成伤害。但是,这次出场的“非主流”不然,他们毫不顾及自我形像和旁人观感的作风令人惊诧,他们的态度可以随利益关系的变化翻脸比翻书还快;为了打击对手,他们可以置自我观点的连续性和逻辑性于不顾,一会一个说法。 (chinesenewsnet.com)

活跃在经济学舞台上的就是这样一些人,台上台下、主流非主流,差别有限。经济学界如此,其它学科又能好到哪里去?连可以替换的对象都没有,即使有,替上去后可能很快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公众似乎只能死心绝望。 (chinesenewsnet.com)

其实,这种追名逐利、排斥异己只是人性之常,没什么大不了的。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逻辑,只要有一种适宜环境,每个个体追逐自我利益的行为就能够有益于社会整体的福利增进。这种适宜的环境,关键在于要形成尽可能充份、平等竞争的格局。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死气沉沉、缺乏建树,关键在于各种资源已被极少数人垄断、整体局面被既得利益共同体左右,没有形成平等、充份竞争的格局。 (chinesenewsnet.com)

以"学术共识"来排列学术界的主流非主流位置、决定资源及话语权的多寡,这既符合学术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符合政经两界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因为这样更便于掌握,似乎可以降低"知识服务"的成本、提高"知识"为自己"服务"的质量。对于政府来说,这种"减少杂音"的做法似乎也可以减少政策出台和推行时的阻力,使学术界可以全心全意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在政、经、学三界的默契配合下,终于形成今日学术界一音(即“主流共识”)独大、万马齐喑的局面,代价是学术界被阉割了独创精神,学者纷纷以学术抄袭、人际攀附为能事,学术成果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和社会实践的要求越来越远;政治上,“主流共识”形成的政策思路由于得不到及时反诘、不能及早展开反思,只能等到负面效应已经积累到尾大不掉时才想到要作出调整。 (chinesenewsnet.com)

这次“郎咸平风波”的最大意义在于,在社会学科的关键领域--经济学界撕开了一道口子,打破了既得利益主流群体一统言论的“共识”局面。这既是社会趋向开放、多元,媒体随信息技术进步的结果,郎咸平个人作为经济学界的"怪胎"、并且具有"捞过界"的动机,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倒符合古典自由主义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机制的描述,主流批评郎咸平挑战“共识”是出于私利,却避而不谈维护“共识”中也有私利)。当然,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媒体和公众的参与。只有言论资源不再为主流权威垄断、各种声音都能够获得自由表达的机会,学术才可能告别既得利益集团一手遮天的局面,各种新观点才可能层出不穷,学术界才能回复到真正凭学术建树而不是凭资历、凭关系分配利益资源的局面,思想学术的平等、充份竞争格局才有可能形成。 (chinesenewsnet.com)

这种相对充份竞争的局面,表面看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混乱、破坏改革“共识”,这是社会管理者最担心的事,所以管理者要求“不争论”,实际上是要求按照政、经、学三界的既定"主流共识"办。但是,在当年改革具有明确思路和良性预期的情况下可以“不争论”,在今天改革已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原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思路在实践中已经现出软肋和死角,决策面临两难,社会必须为改革支付成本和代价的情况下,怎么还能够以少数特殊人群的思考来代替全社会的思考,容忍他们牺牲其他人的权益、依据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思维惯性来决定社会前行的方向? (chinesenewsnet.com)

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历史已翻过新的一页,时代不同了。改革初期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的“共识”支撑着中国一路走来,走到了今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开放所必然带来的新的利益分化也瓦解了关于改革的“共识”本身,因此,当前中国改革已面临动力不足、路径阙如的困境。在新的困难条件下,改革要获得新的动力、找到新的路径,必须面对新的利益分化的现实,形成新的、更广泛的“共识”。因此,改革必须倾听不同群体的不同声音,不能再任由政、经、学三界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左右中国的命运。 (chinesenewsnet.com)

只有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学术、言论和政策的把持垄断,学术界才有春天,学术创新才有春天,中国的思想学术界才可能重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盛况,思想文化才可能真正复兴,并以自身特色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而不是只能跟在西方背后亦步亦趋、距离越拉越远。只有这样,思想学术界才能告别抄袭、“横移”的陋习,真正从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问题解决方案;中国的改革方略,才能在成形的同时,即具备自我推行、有效实现的能力;中国改革才能做到既有看得见的路,又有能走下去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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