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没有人会否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然而迄今，权力阶层和知识精英们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基于利益考量，担心动摇“党的领导”，就是出于理想主义，指望一步到位，一直未有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继续在深层纠缠，坐而论道，坐视问题日益变得“严峻”，不如脚踏实地，选择阻力最小路线，从表层入手，在吏制（吏治制度，或广义的公务员制度）上先行改革，“治国先治吏”。这种改革只涉及政治体制的表层，既不触及执政党的领导权，又只会有利于社会稳定，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广义的公务员制度包括公职人员的招聘、晋升、编制、监督和惩处五个方面。
多年来，官场中的官二代现象一直被人诟病，许多出身平民的未来精英因没有背景而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抱怨社会不公。目前虽有公务员考试和要求公开招聘，但范围有限，且常被“变通”。如强调文凭，则因今日文凭泛滥，素质低下者得以滥竽充数。要求各单位自主公开招聘，则又往往变成内定招聘作秀，“肥水不流外人田”，为照顾或“夹带”内部子弟而量身定做选择标准。
近年来，媒体曝光的买官卖官案件愈来愈多，加上任人唯亲和照顾性提拔，干部晋升常常变成权钱交易和人情交易。当局一直试图在干部晋升上采用干部考核和民主评议制度，但因为考核评议的主体不是治下的百姓，而是被评议者的部下或同事，这就意味着，它纵然能减少买官卖官现象，却难以避免那些平庸的老好人，或那些在内部滥发钱物，照顾内部子弟，搞利益均沾者受到好评而得以上位。
机构臃肿、冗员众多为今日官场另一弊端。一个市十几个正副市长，一个县几十上百个县处级干部，已成为普遍现象。数量日益膨胀的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奢华的楼堂馆所和三公费用（公车费用、公费旅游、公款吃喝）消耗了巨额财政资源。甚至即便财政无钱，即便没有编制，机构和人员仍在增加。于是为养活庞大公职人员队伍，土地财政和罚款财政当道。在那些激起民怨和群体性事件的暴力拆迁、滥设卡、滥收费和滥罚款等弊端的背后，都有地方财政利益的驱动，和因工资奖金自理而导致的与民争食的部门谋利驱动。
要减少上述弊端，应当完善公职人员招聘、晋升和编制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公职部门凡涉有利事项，若无有效监察或硬性规定，则难以避免经手者将之当成权力寻租的工具和人情礼物，或避免内部集体分肥，纵然有廉洁者，却因手中无“硬性规定”的挡箭牌，而无从抵挡各方伸手和人情纠缠。为此应借鉴中国古代官制和国外经验，如不妨考虑设立国家统一的公职招聘和晋升资格制度（类似于国家专业技术资格等级制），以确保各级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底线，遏制公器私授现象，减少素质低下者的混入和被提升，而降低整个国家的治理水准。
并应以国家立法的统一的行政编制法规和严格监察，扭转官员数量失控的局面。
目前在中国为监督各级官员，有纪委、检察、监察、反贪等监督机关。但是这些机关均受同级党委领导，这种横向体制显然是一种体制结构上的缺陷。一个被领导的监督机关又如何能监督它的领导者及其羽翼呢？所以实际的结果便是：按领导意志选择性办案，反腐不免被人批评为“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作秀或打击异己的权斗。要减少这一弊端，不妨考虑将监督机关分离出来，由横向体制改为纵向体制，形成一种伞状纵向分权制衡。虽然这种分权体制不能监督顶层执政者（正是当局忌讳的），但它至少对遏制下层贪腐能起一定作用。
最后，在关于公职人员腐败的惩处制度上，应完善反贪法规，对贪腐者轻犯重罚，以遏制“前腐后继”、腐败愈演愈烈的现象。并应改变目前事实上的“行贿无罪”，行贿者肆无忌惮，欲清廉者亦防不胜防的状况。为此不妨借鉴近在咫尺的香港在反贪廉政方面的制度法规。
吏制改革先行，并不是要否定或取代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而是一种先易后难的安排。吏制改革虽然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但是却不失为减少腐败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一种优先选择。何况，它有政改之名，反腐之效，固权之实，维稳之利。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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