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七月间，已经病得很重的周恩来特意从医院出来，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毛眼病的治疗方案，并连续约见汪东兴，过问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拿他自己的眼睛作试验，以确保给毛泽东使用的眼药水没有副作用。手术那天，周氏又强撑病体，赶到现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一直守候在外面。其间尽管别人多次劝他回去，他却执意不肯，直到等毛做完手术后才离去。
在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周恩来除了一心想保住晚节而与毛泽东小心周旋之外，另一桩牵念的心事则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尽量还清在政治上欠下的账，以便多少求得一点心理上的解脱。他非常清楚文革这些年来自己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特别是对那些早年曾与他一同奋斗过，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而他本人又难辞其咎的老战友，更是感到内疚于心，一直受到良心上的折磨。这种感觉，在周恩来病中一个人静下来回首往事的时候越发强烈，以至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据医务人员回忆，周恩来有一次睡觉突然惊醒了，他们赶快过去看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和陈毅在一个山腰上，陈毅脚下一滑，我一把没拽住，两个人险些都要摔下去。这种梦境，其实正是周氏这种内心愧疚的映照，是他自觉对陈毅这样相知甚深的老友被打入冷宫后，没有更好地尽到保护责任的一种心理折射。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对贺龙的负疚感则更大。其中原因，本书前面已经多有所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是贺龙蒙冤而死六周年的忌日，军委决定为贺龙举行安放仪式。此前，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度的平反，仍然认为当时对贺龙的审查“是必要的”，而且仅在内部作了传达，并没有公开报导，以防止牵动维护文革的大局。这次出于同样的考虑，政治局在开会时对军委准备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作了诸多限制，尽量压低规格，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等等。
对这种作法，贺龙的家人感到难以接受，长女贺捷生悲愤莫名，为此上书毛泽东，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恳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死者虽已无知，生者定能戴德！”与此同时，她又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希望他能在病中过问此事，纠正其中的不当之处，否则将拒绝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样一来，正好给周恩来一个为当年所做亏心之事补过的机会。不过，他清楚政治上的忌讳所在，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鉴于时间已经很紧迫，周随即双管齐下，一方面派邓颖超出面做贺龙家人的工作，说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要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另一方面，又马上写信给毛泽东，附上贺捷生送来的申诉信，表示：“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在得到毛的批准后，他随即决定提高规格，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由叶剑英主持仪式，他本人亲致悼词。
这时，周恩来已经是重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连走几步路都很吃力。为此，医护人员极力劝阻他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但周坚持要去，甚至还为此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生了气。邓颖超显然了解周氏此时的心情，她并没有加以劝阻，而是打电话给贺龙的遗孀薛明，告知这一消息，叮嘱说：“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六月九日下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在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的过程中，周氏极为动情，几乎到了不能自持的地步。这既是出于对亡友的伤悼，也是在为他自己赎过。这一点，在场了解内情的人都感受到了。军中老帅徐向前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周恩来的内疚和自责，在和贺龙家人见面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贺龙的遗孀薛明回忆说：
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提前和孩子们到了八宝山。这时候有好多老同志一个一个地进来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外边“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薛明，我没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流下来的眼泪。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后来我的女儿看到形势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马上就说：“希望周伯伯你自己保重身体啊！”他马上说：“晓明孩子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候我控制不了，全场所有的亲属来宾一屋子的人都“呜呜”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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